□桑荣生
看大刀如何扬起
“猛孤丁”“拨拨拉拉”“喳喳呼呼”“耍愣葱”“忽呀颤地”“骠骠愣愣”“呱嗒呱嗒”“舞舞扎扎”……
如果不是在手稿上看到这些鲜活的语言，还以为它们是田间老乡的日常对话。这些语言就出现在郭澄清的手稿上，出现在《大刀记》主角梁永生的革命生涯中，也出现在鲁北革命大潮的热血岁月里。《大刀记》是当代作家郭澄清创作的一部百万字长篇小说。小说以鲁北平原为背景，讲述了梁宝成、梁永生、梁志勇祖孙三代的革命故事。既是一部在鲁西北大地上生长出来的革命英雄史诗，也是在“文革”时期的文化荒芜中钻地而出的一股强劲文学力量。浓厚的鲁西北乡土语言艺术以及底层人民的坚强革命精神，是《大刀记》能载入文学史册的叙事基因。作品朴实语言的背后，是郭澄清在宁津老家土坯房中、一盏煤油灯下的四载笔耕。
在山东省文学馆，收藏着《大刀记》第一卷第六章和第二卷第十四章的手稿。从一张张泛黄却墨迹清晰的手稿中，我们得以一窥郭澄清笔下的鲁北，以及发生在这片平原上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史诗。
第一卷第六章的开头，是一段工笔细描的庙会图景。“四月二十八，是黄家镇赶庙会的日子。”郭澄清的笔迹端正且笔笔分明，一笔一画都下足了力气。四四方方的稿纸上，刻写四四方方的汉字，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子严谨。在第六章开头之后，便是密匝匝的铺陈：卖凉粉的撑起大伞棚，卖烧鸡的油手敲着梆子，卖地瓜的一脚蹬着车子、一手提着盘子秤，声嘶力竭地叫卖：“红薯热的！红薯热的！红薯热的！”与其说郭澄清是写乡土的好手，不如说他将自己从小浸染其中的鲁北乡土生活直接铺展在了笔尖，他能把一条街巷子里所有的声响、气味、颜色都摊在纸面上，让鲁北人民的声音在稿纸上流淌，在读者耳畔响起。
郭澄清不是在写故事，而是在写他自己，写他身边的父老乡亲。他不仅是作者，更是字里行间的书中人。从郭澄清的书写经历来看，这份手稿诞生于1971年至1975年的创作期间。40余年之后，2018年山东省文学馆建馆之初，郭澄清之子郭洪志先生捐赠出这份珍贵的手稿。
一柄大刀、两处挣扎
手稿是作品的未完成形态，从手稿中可以看出作家的思考痕迹和语言气质。郭澄清《大刀记》手稿中的用词、修改和编辑批语，恰恰展示了郭澄清在创作《大刀记》时的写作特征和思路。
语言风格是郭澄清的最大特点。“猛孤丁”“拨拨拉拉”“喳喳呼呼”“耍愣葱”这些生活中才能听到的口语，被郭澄清书写于纸上，将鲁北方言糅合于小说作品中，也是郭澄清对“用人民的语言讲述人民的故事”这一文学理念的践行。手稿中批改涂抹的痕迹映射出作家的思考痕迹。在开篇，郭澄清的字迹端正，但后面写到地主恶霸的情节时，他的笔迹明显有了变化——圈圈框框的修改痕迹密集起来，字迹也稍显偏移，这种变化不经意间透露出郭澄清的创作情绪和思考过程。再看编辑批语，“第二行‘嘟嘟’不如‘嘟噜’或‘嘟囔’”，“‘舞舞扎扎’似有贬义，是否使用‘摆摆划划’”，这些批语温和且审慎，既尊重了郭澄清的方言表达特质，又根据出版规范在用词上稍加改动。
据郭洪志回忆，郭澄清在创作《大刀记》时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创作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热情”时期。在1971年初，郭澄清坚决请辞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主任等工作，又退掉单位分配给他的住房，将户口迁回宁津老家郭皋村。在不足8平方米的土坯房里，一张八仙桌、一盏煤油灯就是郭澄清展开创作的条件。由于《大刀记》在他心中酝酿多年，下笔便如行云流水，第一部《血染龙潭》30余万字一气呵成，顺利封笔。然而，进入第二阶段，创作状态从“热情”跌入了“挣扎”。郭澄清对第一部作品充满自信，但由于出版社要求，郭澄清必须修改其中的大部分篇幅，否则难以出版。“改吧，不实事求是；不改吧，又通不过，不能出版，一切心血付之东流……经常看见他写了撕、撕了写。烦躁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种树，他那哪是种树，更像是发泄……”郭洪志回忆道。
这种剧烈的内心挣扎似乎也呈现在了手稿上。对比第一卷第六章与第二卷第十四章的手稿可以发现：第六章笔迹端正，行文流畅，涂抹修改之处较少，而第十四章的手稿上，有许多圈改、涂抹、划线、框注痕迹，大段修改与插叙明显密集得多。
既是作家，更是革命意志的继承者
从郭澄清的自身经历来看，《大刀记》并非只是他的一部小说，更是他落实革命战友的文学遗嘱和历史夙愿。郭澄清在1985年重病中写的长篇小说《笔》中说：“我的连长牺牲时，用最后一口气力，拿出自己的钢笔说：小郭，你很会写文章，你用这支笔把牺牲的战友们的事迹写下来，交给他们的后人。”济南解放后，郭澄清获得了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但他的理想不在于求功求名，终究还是放不下这份以笔代枪的托付。正如郭洪志在《舍命追求文学梦 根植泥土颂人民》一文中所言，郭澄清于1950年“坚决要求离开济南回到他战友们牺牲的地方、他的家乡宁津县工作”，开始系统地收集抗战资料，为战士们书写革命叙事，并于1955年完成了十万字的传记文学《马振华英烈传》——《大刀记》最初的文学雏形。但这本书的命运同样坎坷，它在当时未能以传记文学的身份面向世人，直到60多年后的2022年才得以出版。
通过过往研究以及对郭洪志先生的访谈得知，郭澄清曾有过“三次退房”的壮举。第一次退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前文所述中郭澄清在解放济南之后放弃了留在济南的机会，也放弃了留在济南的职务和干部身份以及分配的住房。第二次退房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被任命为山东省文艺领导小组副组长，单位在省委宿舍为他分配了一套小楼，但他退了这个小楼，回到老家住进土屋，一头扎进创作中。第三次退房是在20世纪80年代重病期间，省文联在济南为他分配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一楼公寓（作家公寓），方便他的家人照顾他。当时的郭洪志在齐鲁医院工作，住的是太平间楼上二层的六人间集体宿舍。他那时工资每月20元，还要上交给爷爷10元养老钱，对于这套分配的房子，甚是欢喜。但郭澄清对兴冲冲前来报喜的郭洪志说：“如果我不是在基层农村工作，是不会写出这一百多篇短篇小说和《大刀记》《龙潭记》的，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作家的。我虽然病了，但才五十多岁，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所以，济南的住房爸爸决定不要。这是我的单位省文联盖的第一个作家公寓，只要我不去，你们就不能住，省文联有很多人没有房子住，你回济南退房吧。这不是商量，我的房子是国家让我住的，你们没有权利住，你们也不应该享受这个待遇。”这次退房冲突最激烈，因为家人急需这套房子来缓解当时的居住矛盾，但郭澄清仍不为所动，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了单位分配给他的福利房。
写大众听得懂的作品
郭澄清出身农家，曾担任乡村教师和基层干部。他的作品从未以“众生之外”的角度去书写故事，他也未在人生经历中以“体验生活”的知识分子自居，这从他的创作方法中便能窥探一二。
郭澄清在自传中坦言：“（我）写文章时，一是贪长，二是刻画人物偏细，三是好用些文言词……他们都说：‘你这文章咱庄稼老杆听不懂，拿到大学里去读一读还差不多……’几句话把我说红了脸……从此，我就下决心改变文风。首先向农民学习语言，用农民的语言刻画人物……”面对农民“听不懂”的反应，郭澄清很快明白，他之前的写作方式脱离了读者基础，知识分子的腔调无法写出农民的故事。郭澄清迅速调整方向，从鲁北人民群众中汲取写作语言，让鲁北人民的日常方言成为手稿上的文字。如今再看《大刀记》手稿，满是地地道道的鲁北乡音——“猛孤丁”“耍愣葱”，这些鲜活的语汇，连同土地上的人们，一道从稿纸上立了起来。
仅仅是转变语言风格还不够，郭澄清还独创了一套“三个小组”的创作方法。他在自传中写道：“真正熟悉情况的是那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流过血的‘老八路’……真正从政治上、艺术上‘把关’的是党的领导和贫下中农。因此，我就邀请他们，搞了三个业余小组：一个是由几个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的老战士组成的‘顾问组’……一个是由贫下中农组成的‘参谋组’……一个是由几个曾经长期同我一起共同搞创作的业余作者组成‘挑刺组’……”三个小组各有分工，老战士组负责提供革命生涯中的真实记忆，还原战场细节，贫下中农组负责检验人物形象和情绪是否对味，业余作者组则负责从写作层面查缺补漏。郭澄清独创的“三个小组”创作法，为他在现实描写上弥补了大量内容，可以说是真正写出了农民“听得懂”的作品，鲁北平原的故事也镌刻在《大刀记》中。
坎坷大刀路
《大刀记》自1975年问世以来，已有众多版本，这些版本的内容与手稿有些出入，但《大刀记》所表现出的文学韧劲一直未变。1975年，《大刀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燃起一股“大刀热”，连环画、广播评书相继出现，完成了一场空前的“跨媒介叙事”接力。1977年，《大刀记》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为电影登上银幕，以从文字到连环画、从声音到影视的艺术变迁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可惜的是，郭澄清在1976年5月6日突发严重脑血栓而陷入昏迷。半个月后醒来的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大刀记》手稿呢……”从连长的嘱托到为农民写故事，从为英烈立传到书写鲁北革命，郭澄清一生都在践行他的“大刀路”，直到去世，《大刀记》手稿始终陪伴在他左右。
2018年，这批手稿经郭洪志先生之手，最终被收录进山东省文学馆馆藏。如今这些手稿正安置于展柜之中，与前来参观的观众展开着跨越时空的对话。文学馆所保存的，不只是几张泛黄的稿纸，而是证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朴素真理的珍贵物证。
（作者系山东省文学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