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版:经典

萧红和她的时代

□季红真

1936年7月,萧红(右)、萧军(中)、黄源在上海万氏照相馆合影

抗暴力纪念碑上镌刻悲壮史诗

中国现代伟大的女作家萧红(本名张迺莹,后改为乃莹)1911年6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城张姓新派乡绅地主之家。这一年的6月1日恰逢旧历的端午节,是全民性的祭日,也是术数逻辑中的恶月恶日,自先秦起就有恶月恶日出生的孩子“男杀父、女杀母”的说法,故萧红家人以为不吉利,对外将她的生日向后推了一天。无有不信的祖母三岁就把她订入鬼神忌惮的军门,生日的原罪成为她早年生活最严厉的宿命咒语,而婚约则是她短暂一生难以挣脱的桎梏,沉入无意识,作为个体的情结一再置换在笔下人物的命运中,演绎出古老中国的悲剧故事。尽管深谙儒家诗教的祖父、从文化结构到经营方式都已经完成了现代转型的大伯父和外祖父一系的亲属,给了她自由欢乐的童年,顺应政治革命大势与文化革新思潮、坚信彻底的唯物主义、推崇共和理想的父亲,对她进行了最初的思想启蒙,为她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资源,但原生家庭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传统文化因袭的强大惯性,家族制度束缚中上一代人对切身利益的考量,以及随着外来资本疯狂侵袭乡村经济的系统性溃败、家道日益滑坡,都使她的成长历尽艰辛,她在家族内部就强烈地感受到整个时代新与旧的冲突、生存或死亡的抉择。而铁血暴力的入侵则导致历史时间的骤然断裂,祖母家族与黑龙江军政两界的深度捆绑,都使她在人生的跋涉中险象环生。“神圣婚约”致使她成为家族的人质,而政局的激烈震荡又使她成为“历史的人质”,逃亡成为她一生基本的行动元,回家只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最终还是殒命于太平洋战火中的香江之滨。

但萧红始终都不是一个自甘被奴役、被压迫的弱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赋能与维新之家的早期教育与文化熏陶,左翼文化圈的大力辅助,以及全民抗战的浩大声势,都使她和自己的时代,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特别是东北广大民众的命运,以及所有被旧制度旧文化压迫的中国乃至世界女性的命运血脉相连、声息相通。她是旧式家族的弃儿,却是民族解放事业的先驱,在极端孤绝的处境中,以笔为矛写出了一部东北的近代史,命运与共的生命故事化作了现代性劫难中悲壮史诗的语词,镌刻在人类抗争暴力的纪念碑上。

立志做“自觉的革命者”

萧红8岁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次年呼兰城完成了教育转制的新式小学开始设立女生部。作为县内教育改革的头面人物、五四运动的急先锋,身为小学校长的父亲张廷举得风气之先,立即把她送进附近小学的女生部。萧红赶上了当地女子受现代教育的头班车。在小学时期,她就以绘画与文章出名,立志成为画家,走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并且热心参与社会活动。五卅惨案爆发以后,她投身呼兰教育界的声援活动,游行、募捐、登台义演话剧《傲霜枝》……遭到社会舆论的非议,引起家族内部的恐慌。以升学为最初的节点,与家族蓄积已久的矛盾爆发为最初的冲突,婚约是潜在的症结。

她的未婚夫汪恩甲过继给哈尔滨顾乡屯的亲戚汪家,他已经在初级师范毕业,进入哈尔滨道外的三育小学任教。萧红则想继续升学,而且是到当时哈尔滨学费昂贵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深造,引起两个家族的共同抵制。彼时,她的生母姜玉兰已经去世多年,由张廷举的续弦妻子梁亚兰(原名梁秀兰)当家。她是满族格格,只比萧红大13岁,在姜玉兰去世百日之后,一进入张家,就连续地生产,彼时还怀有身孕。她与萧红一向不睦,文化背景、性格与自卑心理等复杂因素,都使两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冲突。只有老祖父尽力呵护萧红及其同母弟弟张秀珂,而老祖父又染上大烟瘾,萧红姐弟的生活水平落差明显。张廷举婚后调到邻县工作,在探亲返家的有限时光中,面对家庭矛盾比较倾向年轻而家务负担沉重的妻子,对萧红姐弟则较为严厉疏远。作为养父的老祖父也无能为力,因为张廷举是过继子,一直在外读书工作,与养父母原本没有太多的感情,萧红母系一族也不愿再掺和张家的矛盾,连一向宠爱她的大伯父也不为她说话,萧红陷入了最初的困境。在停学的一年中,她以各种方式反抗,包括声言到法国天主堂当修女,激发出老祖父的愤怒,以死为极端的抗议,引起两个家族的恐惧。再度协商的结果是暂不完婚,允许萧红到哈尔滨读书。她大概也应允毕业就结婚,因为当年她曾在文章里自陈对家庭实行了骗术。

在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市哈尔滨求学期间,萧红进入了现代知识系统,声光电化、中外语言、人文历史与音体美等课程,使她的求知欲获得充分的满足,世界观和人生观也被模塑完型,她立志要做“自觉的革命者”。在来自关内名校的新派教师影响下,她开始接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当时黑龙江的语文教育是文言文,连小学生都要以毛笔文言写作。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以及东西方的翻译文学都在她的阅读范围内,她也开始写作新体诗歌。她绘画的爱好也得到充分的发展,视野拓展到域外的广大领域,特别是世纪初前卫的美术思潮,影响到她此后文学写作的风格。而对电影艺术和新建筑样式等外来艺术的接触,更使她耳目一新,官能全开,感觉化是她顺应世界前卫美学潮流的自觉追求,也是她受到普遍赞誉的个体风格标记。对学校严苛的管理制度、对女德规范的反抗,与对社会运动的热情,则一体两面,成为她性格解放的历史契机。她曾经狂热地参与了两次载入史册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次是1928年哈尔滨学联自发组织的反对日军强修五路的游行请愿,著名的一一·九学生运动,萧红自告奋勇担任宣传员;另一次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之后,由校方组织的为东北军死难将士遗属募捐的佩花大会,她尽管不得要领也狂热地投入。

借助写作融入世界的正义事业

社会活动开阔了萧红的眼界,拓展了她的社交范围,由此带来连锁反应,引起两个家族的紧张,于1928年祖父的八十寿宴之后,匆忙为她举行了订婚仪式。她一开始对这桩婚姻并没有强烈的抵触,与未婚夫在节假日逛公园、看电影,汪恩甲还依据萧红的期待到法政大学读夜校提升自己。随着交往的深入,她发现对方抽大烟,来往的左翼文化圈朋友也普遍讨厌他的纨绔习气,便萌生了退婚的念头。张家长辈好言安抚,却不理睬她的感受。矛盾的激化在萧红毕业前夕,完婚与升学产生分歧,两个家族及未婚夫都希望尽早完婚,而她则打定主意到新文化策源地北平上学。在同学的支持和帮助下,萧红随已先期退学、进入北京中国大学的姑表兄陆哲舜瞒着家人偷偷跑到北平,入北师大附属中学读书。他们在校外租一小院分室而居,对外以甥舅相称。此事在风气保守的呼兰乃至哈尔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彼时张廷举在萧红和汪恩甲的订婚仪式之后,短时间内连续升迁,已任黑龙江教育厅的秘书。汪家问罪张家,张家向陆家要人。陆家畏惧两家的势力,断掉陆哲舜的经济供给,逼迫他回到已经有妻儿的家中。萧红无奈随之返乡回到呼兰家中,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被整个家族严密监控,精神一度崩溃。她虚与委蛇,以办嫁妆的名义再次到哈尔滨,偷偷踏上南行的列车,第二次来到北平,希望恢复学籍。女校严苛的管理制度粉碎了她的梦想,所有的朋友都无力相助,她只好跟随追踪而来的汪恩甲回到哈尔滨呼兰家中,后又被继母带到张家的大本营阿城福昌号屯张家腰院中,过了半年被严密监控的囚禁生活。张廷举在黑龙江教育界被边缘化,张家子弟也受到舆论歧视而转学规避,未婚夫家提出退婚,这使她在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中处境更加艰难,除了群体舆论的精神绞杀,还有大伯父的殴打,她只能躲进小婶的房间。

九一八事变爆发带来的混乱,使萧红目睹了民间自发抗日的惨烈景象,也撕开了一道家族秩序的裂隙。她得以逃出戒备森严的豪强地主庄园,在小婶的帮助下,搭乘一辆送白菜的马车,匆忙逃往阿城转火车深夜抵达哈尔滨。姑母陆家不给她开门,同窗好友家又南迁,她踟蹰在寒夜,被一个老妓收留,免于毙命街头。昏睡两天之后,拖着病体,到当时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二女子中学找堂妹借宿,并且得以插班借读。尽管身体羸弱,她仍然狂热地参与了抗议日军侵略的游行,并写下一些檄文。战火迅速扩展到哈尔滨,学校提前放假,堂妹们也要回家,无家可归的萧红在严寒来临之际去找汪恩甲。她与汪恩甲两人住进道外东兴顺旅馆。汪恩甲受到家族的压力,要求他和萧红彻底分手。已经有孕在身的萧红和汪恩甲商定,起诉在道外教育局任职的二哥汪大澄代弟休妻,两个家族对簿公堂,关键证人汪恩甲为了家族的利益背叛萧红,承认是自愿分手。法庭判离婚,张家的颜面丧失殆尽。萧红气愤之下跑到呼兰继母娘家,汪恩甲随后追来,一再解释离婚是假。已经没有退路的萧红在他的眼泪软化之下,又回到东兴顺旅馆,两个人靠赊欠度日,欠下巨额款项。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之后,汪恩甲对她说回家取些钱,被家人扣住囚禁,赶来寻找的萧红被汪家人恶言骂退,只能回到旅馆。汪恩甲的家人(汪张两家办完订婚仪式之后不久,养父即去世,由两个哥哥当家主事)出于安全的考虑,把他关进后院小房,他寸步难行。旅馆老板断掉萧红的伙食供应,并威胁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萧红在危难中投书《国际协报》文艺版主编裴馨园,受到他及一干左翼文学青年的保护与帮助,并结识萧军,迅速坠入爱河。在洪水倾城的混乱中,她趁机逃出旅馆,住进裴馨园家。不久萧红在医院早产生下一女婴,旋即送人。后随萧军辗转于裴家、欧罗巴旅馆,最后落脚商市街的小耳房中。两个人靠当家庭教师、借贷为生。她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心系民众,走上左翼文化之路,参加画会、剧团,为地下党刻钢板,在地下党的联络站当广告副手,并逐渐成为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萧红在赢得最初的声誉不久,就遭到日本法西斯的封杀而陷入精神的大恐怖中。

此后,萧红一路奔逃,随萧军从哈尔滨经大连到青岛,又流亡到上海。东渡扶桑半年,返回上海之后,她短暂北上北平。回沪不久,在淞沪会战的炮火余烬中逃往武汉,又随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师生到临汾。短暂停留之后,萧红与萧军分道扬镳,随丁玲的西战团到西安,与端木蕻良定情之后折回武汉。在武汉即将沦陷之际,她乘船到重庆,辗转于各地,最后飞往香港。尽管生逢离乱与战火的威胁,但她从来没有放下手里的笔,以“对着人类的愚昧”作为文学的神圣使命,怀着宗教式的热情,把短暂的生命,借助文学写作融入民族乃至世界的正义事业中。生命行将结束之时,萧红还以孩童般的纯真,为灾难中的人类唱着祈福的歌谣。萧红最终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化作了闪烁的星辰,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

2026-06-24 □季红真 1 1 文艺报 content84321.html 1 萧红和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