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想起萧红，我们总会想到她年轻的面孔，她的人生永远定格在31岁。尽管生命短暂，但在有限的生命里，她写下了优美、隽永而又独具魅力的作品。从《生死场》到《商市街》，从《回忆鲁迅先生》到《呼兰河传》，萧红的作品一直流传至今。萧红和她的文字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传统的一个源流。今天的青年读者，尤其对她青睐有加。萧红的写作观念、叙述视角、小说美学对于写作者仍然有强烈的吸引力。在萧红诞辰115周年的日子里，我希望从萧红作品的荒凉美学、“界限消失”的“众生”视角以及青年性特征三个角度出发，讨论萧红作品带来的启示。
荒凉美学：永远憧憬着温暖和爱
“荒凉感”是萧红作品的美学基因，萧红的文字里有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荒凉美学。《生死场》是多么荒芜的所在，满目凋敝，贫穷饥饿的人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这也是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像动物一样地活。《呼兰河传》中，我们看到寒冷吞没着大地，看到茂盛的植物、树、花朵，四季更替：“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冬天一片白雪，夏天则满院蒿草。风来了，蒿草发着声响，雨来了，蒿草梢上冒烟了。”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和她的祖父生活在花草丰美的园子里；顺着她天真的视线，我们看到她身边人的际遇和处境：小团圆媳妇是如此健康，但这种健康因为“不顺眼”被扼杀了；王大姑娘和冯歪嘴子的爱情不被世人接纳，王大姑娘不幸离世，冯歪嘴子带着孩子们顽强地活下去……萧红书写了旺盛的生命，也写下与旺盛的生命所伴随的被毁灭、被摧毁。对于萧红笔下的园子和人而言，荒凉是氛围和情境，是一个人在回望岁月抵达童年记忆时所感受到的破败：“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
在热闹中看到荒凉、在繁华中看到荒凉，是属于萧红的美学。她的作品里常有对荒凉的感叹，这种感叹一方面是对物理世界的感受，同时也是对人生境遇的感叹。比如，从萧红临终前完成的那部《小城三月》中，我们看到，一个心怀热爱、心怀爱情的青年女性，奔波在春天，向往着她的爱情，但最终无所获、无所得。“春天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的到另外的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多住一些日子。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的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黑夜的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春天的美好希冀与愿望深深地不可得，正是萧红荒凉美学的体现。
荒凉感之所以深入萧红的血液中，也许源自她的幼年际遇。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她回忆说：“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父亲是如此残酷：“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寒凉感贯穿萧红一生，只有幼年在祖父身边时才感受到一些温暖：“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因为感受到寒冷，所以才热切向往温暖；因为感受到荒凉，才格外向往温暖。《呼兰河传》中，她的笔端穿过那些晦暗，赋予凡俗事物以美：“砖头晒太阳，就有泥土来陪着。有破坛子，就有破大缸。有猪槽子就有铁犁头。像是它们都配了对，结了婚。而且各自都有新生命送到世界上来。比方坛子里的似鱼非鱼，大缸下边的潮虫，猪槽子上的蘑菇等等。”这是身处情感寒冷际遇的萧红写下的对人间的美意，也是对人类美好关系的憧憬。萧红作品中深深的荒凉之感，正在于作者对爱和温暖的希冀。
研究者们都感受到萧红叙述声音中的复杂性：那些快乐的事物总是伴随着悲哀或悲凉的感叹，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感慨之声，尤其是在《呼兰河传》中，我们总会听到叙述人关于人生的感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似，为什么这么悲凉。”“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她看到放河灯的美好和盛景：“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灯光照得河水幽幽的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她赞叹美的人间：“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呼兰河传》中内蕴着无边的感叹与感慨，恰如《红楼梦》里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与中国抒情传统一脉相承。
萧红在她的年轻岁月里写下难以忘怀的故乡往事。和最初进入文坛时的《生死场》相比，她晚期的写作更精微、更优美，也更有节奏感，而且有一种岁月感——在《手》《牛车上》《小城三月》中，都有一个女童的视角，但同时也有一个沧桑沉郁的抒情声音。萧红对人生荒凉的感叹背后，是对那些生机勃勃的东西的有情凝视，是对世界的深深的爱。经历过无数人间悲欢后，这位作家对世界依然保持赤子之心。
多年来，我深爱《呼兰河传》的原因就在于此：她的荒凉美学中有一种强劲的生命力，她沧桑感叹的声音里伴随着一种天真和澄明。正如我在《她走过无数人间：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中所写：“萧红完成了属于她的既单纯明净又复杂多义的美学世界：写彼岸时写此在，写生时写死，写家乡时写异乡，写繁华时写悲凉。”当处于人生寒凉之际的萧红以天真无邪但又沧桑沉郁的声音讲述对温暖的向往时，萧红和她的荒凉美学便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气质卓然。
“界限消失”和旷野中的生存
萧红喜欢以“界限消失”的方式去理解万事万物。“界限消失”这个词，是我在读《那不勒斯四部曲》时所获得的启发，女主人公莉拉的成长伴随着一种“界限消失”。尽管萧红的“界限消失”与此迥异，但萧红的魅力的确是在她初始写作时，就获得了一种与旷野相伴随的“界限消失”视角。
“界限消失”的方式是萧红理解世界的支点。它指的是人和动物生活状态的模糊，生和死的界限模糊。在《生死场》中，萧红通过取消人与动物、生与死界限的视点，完成了她对懵懵懂懂的村民生活状态的理解。在“她们走过无数人间——从萧红说起”的对谈里，作家李修文谈起萧红的视角时，用了“茫然”这个词：“她超乎了各种各样区分的视角，她一直和大家平起平坐，有时候牵着衣角，有时候茫茫然穿过了那些比她更茫然的人群，并不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着世界上最大的真理。”这个表述非常生动，我深以为然。在写《生死场》时，萧红是懵懂的，是茫然的，她似乎对更为广大的历史环境认识有限，但是，她却有另一种“有知”：她把人、动物、植物放在“众生层面”去理解，在她那里，人和动物的界限并不分明，不分高低。一如写村庄女人的生产，她将人和动物的生产同构：“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颤，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
正是“界限消失”的视点，使萧红完成了对人类处境和人类生存的思考：“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应该特别提到萧红年轻时代的生育经验，她几乎未曾在散文中提起过生育，但是在小说中，她从女性生育经验出发，抵达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整体性理解。她以她充满艺术直觉的文学之笔，完成了“人间亦是生死场”的主题。正是这样的理解，使年轻的萧红从一众作家中脱颖而出。
如果说，《生死场》是萧红使用“界限消失”进行思考的起点，那么《呼兰河传》中，她则用更为有力的方式去透视人和大自然、生和死的关系。严寒使每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但同时人也有人的强悍，有人的韧性。在有二伯、王大姑娘、冯歪嘴子等人身上，我们感受到命运或大自然的严酷，也看到他们身上所迸发的这种生命力。人像植物一样生长，动物拥有人一样的自由。在《呼兰河传》中，她将动物、植物拟人化，写出世界的应然：“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似的。”
《生死场》中，萧红写的是群体的人。这些人仿佛在旷野中游荡。尽管他们是有日常生活的，但日常起居及屋内陈设在《生死场》中并未得到充分呈现。萧红所关注的是像菌子一样的人，像人一样的牲畜。年轻的萧红并不擅长在人际关系中去理解人的存在，又或者说，萧红更擅长把人放在大自然、放在旷野中去理解人的生存。与其说年轻的萧红对社会关系不熟悉，不如说她对大自然、物候、动物、植物显然有着更浓厚的兴趣，所以无论是读《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都会有一种旷野感，仿佛每个人都在旷野中完成着自己的命运。那些生育的女人，那些被生存困住的男人，都仿佛是在旷野中生活一样。对比她笔下的小团圆媳妇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会发现，在祥林嫂的空间里，我们会看到多层社会关系里的祥林嫂的生活；而在小团圆媳妇的故事中，尽管我们会隐约看到她的社会关系，但又分明没有那么紧密。萧红抽离人身上复杂的社会属性，将之置于大自然的空间里。也正是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她写出了跨越时空的芸芸众生之感。
受益于“界限消失”的理解力，萧红的乡村写作显示出与她的同代人——废名、沈从文、师陀等人的重要区别。在某种意义上，人和动物、人和植物都不过是众生罢了。而她作为众生中的一个，要写下一种众生的真实，这样的视角和理解力一如鲁迅所言，无疑是越轨的，是力透纸背的。正是从“界限消失”的“众生”视角出发，萧红完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新的乡村图景的勾描。
萧红作品的青年性
在近十年的写作生涯里，萧红的美学完成了重要的深具转折意义的蜕变。和萧军合著的小说集《跋涉》中，读者会看到这位青年写作者的起点，尽管语言流畅且情感丰富，但此时的萧红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表达，那只是一个青年写作者的练笔。从1935年发表的《生死场》中可以看到，萧红的文学气象在发生变化，尽管她文字有青涩、仓促和语法的粗糙，但是她以切身经验真实呈现所见到的农村生活和女性处境。她凝视金枝的处境。母亲爱金枝，但却以极其轻蔑的方式和女儿交流：“接着她便要吐痰，通夜是这样，她吐痰，可是她并不把痰吐到地上；她愿意把痰吐到女儿的脸上。”“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小说中讲述乡村中的家庭暴力，但也写下母亲对孩子的欺压，这显示出作家内在的犀利与尖锐。萧红固然是茫然的，以低微和众生的视角看世界，但身心深处依然保有一种批判和反叛，这是属于青年写作者的勇猛、无畏和力量所在。《生死场》中，她笔下的金枝在战争年代走投无路，而这种走投无路是萧红对战时女性命运的深深凝视。放在世界文学史上去理解，这样的深度凝视都是卓有意味的。伍尔夫曾经提出女性与战争关系的重要观点，萧红以她的作品进行了回应，很显然，她比伍尔夫的理解更切肤，更有在地感和切身性。
作为青年作家，萧红成长过程中遇到诸多同时代重要作家、批评家的扶持。今天看来，这样的扶持不仅仅在于前辈的实际帮助，还在于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启示和引领。1934年，鲁迅在给当时还是陌生的文学青年萧红、萧军写信时，谈到青年作家如何在文字中回应时代，如何写出更贴近时代要求的革命主题作品。“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这封信对萧红理解时代主题的写作深具启示作用。四年后，面对抗战时代如何书写时代这一问题时，萧红认为：“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譬如躲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萧红发言，出自《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纪录》）很显然，这一观点与鲁迅的文学审美一脉相承。
像许多年轻写作者一样，萧红写作中也会感到气馁和不自信。她曾经回忆和鲁迅先生对话，感觉自己的写作没有进步，对自己的作品有“恶感”，鲁迅先生则说：“忙！那不行。外国作家……他们接受的遗产多么多，他们的文学生长已经有了多少年代！我们中国，脱离了八股文，这才几年呢……慢慢作，不怕不好，要用心，性急不成。”这显然对萧红的创作有启示意义。萧红回忆说：“从这以后，对于创作方面，不再作如此想了。后来，又看一看鲁迅先生对于板画的介绍，对于刚学写作的人，看稿或是校稿。起初我想他为什么这样过于有耐性？而后来才知道，就是他所常说的：‘能作什么，就作什么。能作一点，就作一点，总比不作强。’”鲁迅先生“要用心，性急不成”的叮嘱，“能作什么，就作什么。能作一点，就作一点，总比不作强”的引导深刻影响着萧红的写作。某种意义上，萧红一直以文字的方式回应着她对鲁迅先生教导的理解，也完成着她的自我教养。当年，聂绀弩称赞她是天才时，她强调说：“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从这个对话中可以感受到萧红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也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位一直向生活学习，向广阔的世界汲取营养的写作者，如何写得更好，是这位青年作家毕生的追求。
当然，萧红虽然遇到前辈作家的支持，但也遇到了来自身边人的批评，那是文学审美观的不同。比如在萧军看来，萧红是一个小说结构、散文结构都有缺陷的写作者；写作《回忆鲁迅先生》时，端木蕻良认为那些细节并不值得写。只有重要历史事件才值得书写，是当时写作者们都认可的一种美学追求。但是，对于萧红来讲，她喜欢也更擅长写下日常与细节，这是她的特点，也是她的美学。很显然，她是一位清晰地了解自己能写什么的作家，即使当时的爱人和同行并不认同，但她还是坚持写出自己能写的、从自身生活中分泌出来的文字。
保有写作者的独立自我和强大的主体性，是萧红作为青年作家的勇敢。她的写作不受文体的拘泥，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她使用了一种散文笔法完成她的小说写作；而在《商市街》和《回忆鲁迅先生》里，她运用了小说的笔法。对于萧红而言，文体首先不是她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写出自己最愿意去表现、去表达的部分才是关键。这也印证了她和聂绀弩的著名对话。当聂绀弩和她讨论鲁迅小说的魅力时，她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这代表了一位写作者开疆拓土的志向。什么是萧红身上宝贵的青年品质？我想，就是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猛与胆识。
从萧红的近百万字作品中，一位深具迷人魅力的女性讲故事人的形象慢慢浮现。这是什么样的女性讲故事人呢？这不是安于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写作的女性，她不是在厨房，也不是在起居室写作，而是在旷野中写作：她在无边旷野中写出风的呼号，她在颠沛流离中写出春之向往，她在寒风呼啸中为那些像酱油碟一样的玫瑰花画像……萧红写下的，是对故土山川、故乡人民的深深热爱。最终，这位有着天真感和沧桑气的讲故事者，将自己深爱的呼兰小城写成了全世界读者都倍感熟悉和亲切的文学原乡。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从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故乡、亲人、时间、生死，都凝结在这简洁而有力的句子里。作为终生书写故乡的人，萧红的迷人在于用整个青春生命铺陈了她的文学故乡。她无时无刻不在书写她的忘却不了，而最终，她使她的“难以忘却”变成了我们的“难以忘却”，她以独有的界限消失的视角和朴拙之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荒凉美学的构建。也正是因为那些优美而动人的文字，她才能走过无数人间。今天，我们谈起某位新人带给我们的惊喜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说：“这位作家让我想到了年轻的萧红。”这无疑是对这位早逝作家最深切的怀念：肉身远去多年，但她的文字本身早已成为后来人评判优秀作品的一种范式，一种尺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