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己度人，写作者面对评论家的心理大都比较矛盾：一方面渴望评论家关注、评论、推介自己的作品，听到鼓励、褒扬的话自然是美滋滋的；另一方面，一旦评论家的“手术刀”当真毫不留情地落到自己的头上时，又会阴暗地觉得，他们真的读懂了作品吗？或许不过是以词汇加高门槛，倚在栏杆后面自说自话，站着说话不腰疼罢了。到了自媒体时代，谁都可以一吐胸怀，评价变得如此容易，以至于随意。情绪化、片段式、望文生义、以偏概全，爱则欲其生，恨则一钉耙打死，很多时候已没有是非标准，只剩戾气攻伐。

近期看姚雪垠先生的一些资料，了解到茅盾先生在《李自成》写作期间给予姚雪垠的指导、评点、建议。姚雪垠先生感慨道：“在文化界，我的前辈和同辈中的专家学者中因为读了《李自成》而被认为是知音的人有许多，其中有叶圣陶、吴晗、曹禺、胡绳、夏衍、秦牧等等，留待在我的回忆录中叙述。但是都不像茅盾先生在晚年身体与视力都很弱的情况下，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这样仔细阅读《李自成》前两卷，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使我深为感动和感激……他的意见往往解决了我的犹豫，使我做出了决断，越过了写作中一个又一个障碍和关卡；有时又在《李自成》之外，我同他泛论古今，谈到不少其他文学艺术问题，也使我获益很多。可以说，茅盾先生是对我帮助最多的前辈作家，而且从青年到晚年，持续数十年，不愧是我的知音和恩师。”

前辈风范，读之，令人动容。再联想到鲁迅先生，不说对其他当时仍处青年时期、后来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作家的指点、推荐，仅说对生于河南省鲁山县的诗人徐玉诺、生于河南省卢氏县的翻译家曹靖华的评论、推荐、帮助，便让人无比感动。

所以，我心目中理想的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应该是同代共生、共同成长、温情守望的。特别是好的评论家，因其阅读的宽广，可以跳脱出写作者当局者迷、对自己笔下文字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敝帚自珍；更因其恳切、体恤、可信服的评价，具有业界广泛的声量和影响，有助于作家苦心孤诣的作品得到更好的传播。

这些年，我一直在基层文学现场，以编刊物、做文学文艺活动谋生，经常召集评论家、刊物编辑面对面，给基层作者作讲座、改稿，不免要涉及对具体作品的评价。我总是小心翼翼，努力从作品里发现一点闪光。因为我深知基层作者不易，他们是文学的地基。现在我服务的地方文学刊物《牡丹》杂志，每一期都会留出充足的版面，给这样打动人心、带着生命情感和滚烫温度的基层作家、本土作家作品以展示的舞台。

理想的文学生态，要有树，有草，有苗。树在茁壮，草在开花，苗在萌发。年轻的文学人才，渴望有一些平台来浇水灌溉、托举期待。如此，他们将来也会成为文学的中坚力量。文学批评，我想，不仅要有“耳光响亮”，更应该是针对文本的分析，去去虫子、扶扶树干、清清侧枝、调整风向、匀点阳光，目的是让树苗健康成长。

我还想再说说自己作为一个以现实题材为主要写作资源的青年作者，在创作中所面临的困惑。恐怕这也是评论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写作道路呢？写作自然是自由的，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从各个来路汇聚到写作这条船上来。我非常尊重比如梦境、幻想、历史、文本探索和试验等类型作品，因为写作的自由，才构成了如此斑斓的文学星空。有些青年作家并未刻意直接书写当下的时代命题，但他们的作品里也无不反映着时代的琐屑和印记。这是无意识的，也是身不由己的。另外一些青年作家，则是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去正面时代的问题，深入生活，扎根特定行业、人群，关注更广大的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截取一段水域，以作品来反映时代的磅礴、复杂、深刻。我觉得这两种作家是并行不悖的。第一种作家扎进文本艺术里，可能提升了艺术的高度；第二种作家则沉重、笨重、郑重地强攻时代问题，思考时代中人的命运，可能拓宽了作品的意义。当然，我敬重第二种试图在激流中搏击、贴近时代脉搏的作家，也愿意为成为这样的作家而付出努力。在现阶段，我个人的写作主动选择和社会现实贴得更近，试图去处理当下发生的一些现实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不管是作为写作者还是具体的人，分分秒秒都活在时代的裹挟和成全中。

第二个困惑是青年作家、写作者主体本身，如何守住写作的初心。众所周知，青年作家往往才华和野心未能相匹配。常常是在瞬息的感觉爆棚之后，陷入巨大的怀疑、持续不断的焦虑、时时刻刻的困惑、咬噬人心的纷繁欲念。说实话，选择了写作这个行当，很难再有真正的放松和宁静，内心里总是绷着一根弦，人物、细节、结构轮番在脑海中上演。常常被内心的不甘和现实的处境折磨得难以成眠：写得顺畅，怀疑自己；写不下去，更怀疑自己。

我承认，这似乎已经背离了写作的初心。而写作和评论，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归初心。我想，这初心就是，我们需要读者，需要对话，需要传播。我们需要通过言说和文本来描述、思考、干预、改变这个世界，努力留下一些关于爱、关于美好、关于创造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