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固执地相信，站在黄鹤楼上北望，目光顺着蜿蜒的汉江，不断上溯，是可以望见“长安”的。所以，每次来到黄鹤楼，我都感觉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牵引着，穿过拥挤的人潮，盘旋又盘旋，直至爬到五楼，才止住脚步。头顶正上方，是那块由书法大家舒同先生题写的烫金匾额“黄鹤楼”。
从这里眺望大江对岸的龟山、晴川阁、龙王庙，还有汉江的入口处，浩荡的清流汇入同样浩荡的浊流，在一番推搡、卷涌之后，合成了更为豪迈、激越的水之长啸，直奔水天一色的东方而去。从“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到“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演过无数精彩的剧目，而最为精彩的当数“崔颢题诗、李白搁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没有这段令后世津津乐道的佳话，黄鹤楼就不可能有今天这般风光。而在这样的盛名之下，或许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诗人们究竟在黄鹤楼上看见了什么？
尽管没有确切的创作纪年，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崔颢的行迹推断出，他题写《黄鹤楼》的大致时间，应该是在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前后。因作《王家少妇》而“名陷轻薄”的崔颢，考中进士以后，一直仕途不顺。为了平复内心的孤愤，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处在四处漫游的状态。有一天，他来到了位于江夏城西南临江边的黄鹄矶，“登黄鹤楼，感慨赋诗”。正是这首诗，一扫崔颢前期闺怨幽情诗的风格，彻底改变了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也让这位诗人以先来者的姿态，一劳永逸地拥有了对黄鹤楼的“永久署名权”。
事实上，在崔颢之前，已经有南朝陈诗人张正见题写过《临高台》、南朝宋诗人鲍照题写过《登黄鹤矶》等诗篇。只是因为崔颢的《黄鹤楼》以更博大、沉郁又开阔的面貌，展现出了这座楼独立楚天、目击四方的英姿，抒发了人所共有的思古怀乡的浓烈情感，才让这首诗成为唐代七律的一首巅峰之作。正如后来的学者赵熙所言：“此诗万难嗣响，其妙则殷璠所谓‘神来、气来、情来’者也。”
诗歌强大无畏的照见功能，在黄鹤楼这里被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你登临过，或者有兴趣来登临黄鹤楼，你就会发现，黄鹤楼早已不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而是一种坚定的精神指向，一条通往我们内心深处的道路，更是某种顽强不屈的信念象征。据史料记载，这座初建于公元223年的军事瞭望楼，直到唐代敬宗宝历年间，才由鄂州刺史牛僧孺将它由城垣中剥离出来，变成一座独立的观景楼，“游必于是，宴必于是”。其功能、形制也随之变化和定型。在一千八百余年间，黄鹤楼有文字记载的毁损多达20余次。仅在清代，就曾“火经三发，工届八兴”。从“屡建屡毁”到“屡毁屡建”，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哪一座建筑能像黄鹤楼一样，在经历了如此多舛的命运之后，依然保持住了自己凛然的精神风貌，至今还在以凤凰之态，召唤着世人前来观瞻的。我想，更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座结结实实的“诗楼”，是历代诗人们用自己的风骨凝聚而成的一座精神地标，印证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诗教”国度的无比荣光。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崔颢在《黄鹤楼》里究竟写了什么。我以为，这首诗最核心的旨意在于“乡愁”。在唐代流传下来的所有诗篇里，有三首诗具有“横绝古今”的气势。除了这首崔诗，另外两首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它们分别指向了另外两个核心词：孤独和空寂。这三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呈现出了中国人某种博大深邃又生生不息的宇宙观。这样的宇宙观，在作用于诗人的精神世界之后，形成了穿透世相的孤绝力量。而这种力量，恰恰是人类共同情感的某种见证，具有震古烁今的内在驱动力。有趣的是，这三首诗都被笼罩在某种苍茫的愁绪里，见证着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为克服和突破这种局限性所作的情感努力。在崔颢这里，“乡愁”体现为黄鹤远去之后，留在诗人视野里的一片空蒙和寂寥。具体来讲，就是一位游子望断长空，却无处落目的漂泊感与疏离感。我想，当时站在黄鹤楼上的崔颢，最想听见的是，来自首都长安、来自朝堂的一声召唤。而真正将他心中羞于道出的愁绪，用一句诗光明正大地指证出来的，却是后来者李白。
二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在崔颢吟罢搁笔之后的数年间，不断有文人骚客前来登临黄鹤楼。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一试笔锋，但随即就陷入了“吾生晚矣”的困扰之中。而在这群跃跃欲试、欲言又止的骚客中间，就包括素来以“大鹏”自比的天才诗人李白。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李白第一眼看见崔颢题写在墙壁上的那首《黄鹤楼》时的情形了。他究竟是在怎样一种心境里，读到这首壁上之诗的？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位自视甚高的大诗人，在一眼瞅见这首崔诗时，一定有过恍若电击般的震惊体验。优秀的读者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往往是冥冥之中，上苍馈赠给那些优秀作品的额外奖赏。对于崔颢的《黄鹤楼》而言，李白就是那位被命运之手推送到跟前的伟大读者。如果没有李白这样一位夸张、内行且真诚的阅读者，那么，崔颢的《黄鹤楼》，也许就不会吸引这么多世人的关注和礼赞。
李白一生中曾多次路过和登临黄鹤楼。他写过数首关于黄鹤楼的诗篇，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黄鹤楼》《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江夏送友人》等；写出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等名震江湖的诗句。然而，无论怎样题写，他始终觉得，自己这些诗篇都不足以与崔颢的那首《黄鹤楼》相媲美。
我们看到，强力诗人之间的角逐，明显带有“精神赤子”的意味。李白真正看重的是，他面对先临者崔颢的题诗时，该如何激发出内心的创作“斗志”，使自己的书写也能与这首崔诗一样，精确地抵达名与物之间相互照见、相互成全的境界和效果。强力诗人之间的角逐，往往会超出大众的想象和期待。因为在他们宽阔雄霸的内心世界里，好诗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等待后来者去发现、去超越。而且，这世上绝无不可超越的好诗，只有不一样的好诗。“何处是最高”与“哪首诗最好”，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黄鹤楼这里，被绝妙地并置在了一起，成为古往今来历代文人检视自我精神度量的标尺。
李白怀着执念，完成了自己的某种心境转换，也实现了对自我的精神超越。公元748年前后，李白第二次来金陵游历，突然灵机一动，决定另起炉灶，写一首关于凤凰台的诗。而且，他暗自要求这首诗，一定要足以与崔颢的《黄鹤楼》旗鼓相当：“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从《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的结构和意境营造来看，李白无疑是以某种雄心来完成这首杰作的，他显然借助了崔诗的经验。正是这首同为杰作的《登金陵凤凰台》，隔着遥远的时空，将郁结在崔颢内心深处的那种古老的“乡愁”，一语道破了出来。
“长安在哪里？”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尤其是隋唐时期的文人来说，“长安”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符号。表面上看，长安是朝堂所在，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这群满怀济世报国热忱的文人们张扬自我精神的现实场域。最典型的莫过于杜甫。在离开长安之后，他一边西行、南下，一边不断地深情北望，“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凄楚而感人的一笔。
三
站在这座重修于1985年的黄鹤楼上，极目远眺，楚天辽阔，仿佛能够容纳世上所有过往的历史烟云，包括飘散在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初四傍晚的那缕火光和浓烟。我曾有幸在时隔一百余年后，在新楼落成的那天，亲临开园现场，在热烈喧闹的锣鼓声中，亲眼看见和感受武汉人对失而复得的这座建筑所饱含的复杂感情。尽管楼址已迁，楼型已变，楼料已换，但根植在人们心中的那种归属感，依然如故。从这个角度来看，黄鹤楼之于武汉的意义，相当于历史洪流中的一块坚定稳重的压舱石，也约等于摆放在无数诗篇上的镇纸。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风雨多么飘摇，只要人们心里还有一座实有（哪怕是虚有）的“黄鹤楼”存在，人们就不会迷失，也不会慌乱。
屈指算来，我已经在黄鹤楼下生活了四十年。每次来到黄鹤楼上，我总是会在一番张望之后，迅速锁定自己熟悉的区域。依稀看见曾经的我，一遍遍穿梭在眼前那些纵横交织的街衢巷陌深处。在积攒与抛弃、热爱与厌倦、拥有与丢失的过程中，缓慢而持续地朝生活的纵深处推进着，最终完成了我由为人之子到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身份转变，也完成了我由青年到中年的心理蜕变。而黄鹤楼就是我个人精神史的见证者——唯一，确凿，不可替代。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隐含悲愤地写道：“作为一介文人，尤其是一位当代诗人，生活在黄鹤楼下是一桩有压力的事情。”我的意思是，黄鹤楼的存在于我而言，更像是某种复杂的心理暗示。一方面，多年来，它一直在提醒或告诫我：“江山代有才人出”（赵翼）。写作是一件不断克服心魔的过程，迟到者的命运总是会与我们如影相随，你必须正视已有的文学传统，在广泛吸纳这些传统的同时，确定自我的文学气质，努力创造出独属于自我的“小传统”。另一方面，它又直接无情地戳破了我们面临的现实幻象：“我来无壁可题诗”（黄遵宪）。“壁”在哪里？如何题写？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一百多年前，那些文学先辈面临过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写作者只有在明确了自身的处境之后，才能目标坚定，才有望找到出路。而这出路，杜甫当年曾明白地向我们指示过：“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在新建成的黄鹤楼东面、白云阁西南处，有一座“搁笔亭”，是世人用来纪念“崔颢题诗、李白搁笔”这段佳话的。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戏曲家、诗人孔尚任应邀来到武昌，观游黄鹤楼。他念及“崔颢题诗、李白搁笔”之事，大为感佩，于是，起意将主楼附近的一座无名小亭命名为“搁笔亭”，并为之赋诗。此后，便不断有人为该亭作亭联，如“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太白无诗，竟成千古恨；长安不见，更上一层楼”等。搁笔亭由此也成为后世文人唱酬兴叹之所、遣愁排绪之处。每一次去蛇山，我都要绕到黄鹤楼主楼背后，在这个挤满传说的亭子里坐上一坐。悠悠天地，世事苍茫，有人得道升天，有人蝇营狗苟，大多如我者还身陷红尘、苦苦挣扎。而每一位登临此亭的人，都避免不了“后来者”的命运，都心怀“我生晚矣”的心念。然而，感念归感念，我们终究还是得起身，回到自己生活的现场，去感受人世间的各种悲欢离合，去接受命运的馈赠或改造。
我越来越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固守在黄鹤楼下，在同一座院子里居住和生活，并不完全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中一定蕴含了某种命运的力量。黄鹤楼作为武汉的文化与精神符号，在从军事瞭望楼到独立观景楼的角色转化过程中，也最大程度上释放出这座精神地标的象征性意义。建造，摧毁，再重建……从来不是命运的简单循环，而是根植在人类内心深处对某种幻象的热忱渴望。它以实有的形式矗立在我们眼前，却指向了另外一个巨大而又虚拟的空间。
因此，每次登临黄鹤楼，我都有一种被托举之感。这种托举的力量就来自脚下的这块土地：宽阔的江面，过往的轮渡，嘈杂的广场舞，反复运送着呼啸声的铁轨，从此处盘旋而上又自彼处蜿蜒而下的车流……慌张的人群你推我搡，一大早就端着一次性饭盒的上班族，匆匆穿过马路，边走边吃，傍晚，又见他们手拎菜薹或藕簪一摇一摆地归来……人群像一个永远在发酵的面团，时间就是那双壮硕的和面的大手，却没有留下任何指模。就是这些无处不在、热气腾涌的真实的生活情貌，将武汉塑造成了一座烟霞弥漫、张弛有度的城市。在我看来，由两江三岸所构成的这种城市格局，暗含着百川归海的道理。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论武汉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时，多元、碎片，都不过是一种显在的表象。而潜藏在这种表象之下的，应该是水滴一般不断聚散、挥发，又重新凝聚在一起的江湖意志，是那种百折不挠的生命韧性，以及从日常烟火中缓缓升腾出来的诗性。
四
“目光所及的对岸是龟山/龙王庙，汉水的出口/目力所不能抵达的是这首诗的/上游——她携带着沿途的/地貌和风物冲进了另外一首/磅礴的诗中——”终于有一天，我提笔写下了这首题为《对岸》的诗。在这首不断上溯的诗中，稻田、青山等各种物象，沿着汉水一路奔走、延展和呼告，在辽阔的荆楚大地上传递着生命不屈的意志。
我相信，在大运河真正凿通通航之前，汉江作为长江最大的支流，承担着沟通华夏南北的主要功能。而黄鹤楼就矗立在江畔，将一切都默默地看在了眼中，目送着生命的流离失所，也目送着生命的落叶归根。
如果我们真的具备了这种看穿世相的目光，就不会再执迷于“长安在哪里”的困扰。而这种莫名的愁绪，你既可以看作是这座楼提供给每一位登临者的精神视觉，也可以当作是每一位登临者打通“昨我”与“今我”的必然选择。从“长安不见使人愁”到“且把他乡作故乡”，我们在黄鹤楼上所看见的一切，也终将在黄鹤楼下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