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问我，古今中外的作家谁对我影响最大，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蒲松龄。有人不解，说中外经典作家比比皆是，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美国的海明威、中国的汤显祖、曹雪芹，似乎都不比蒲松龄名气小，你为什么独爱蒲松龄呢？我的回答是，爱本身就很难说清楚，有些时候仅仅是因为先入为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最早走进我少年世界的经典。
我是1974年读到《聊斋志异》的。那时，我父亲在北大荒一所村级小学工作，负责学校备品管理。村级小学几乎没有什么图书，教学设备也少得可怜。但教师办公室里有个油漆斑驳的烟色木质卷柜，上面带有粘贴封条的痕迹。办公室其他桌子和卷柜都没有锁，唯有墙角的这个卷柜挂着一把黑色铁锁，铁锁是永固牌的，黑黢黢的像只蟾蜍趴在那里。人都有好奇心，何况当时我还是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特别想知道卷柜里到底锁着什么。我甚至想象里面一定有好吃的，比如松子、都柿干之类的稀罕货。
父亲有时住校，我在家没事也跟父亲到学校住，在老师办公室里写作业。那个年代家庭作业少，个把钟头就做完了，这时候我便会瞄向墙角的卷柜。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特别反对小孩子多嘴多舌。一天，我壮着胆子问父亲，这卷柜里有什么好东西，为啥还要上锁。父亲说没什么，就是些旧书，有的能看，有的不能看。我提出想看看，父亲说你现在还看不了，等上了中学再看。我说我已经学会查字典，可以边查边看。我当时想，柜子里如果没有好吃的，很可能存放着其他东西，比如老师没收的猴皮筋、弹弓，或者上课时偷看的小人书等。父亲不给我钥匙，只让我安心做作业，别整天想三想四。
一天傍晚，父亲和同事在另一间屋子里下象棋，我做完作业在一旁观棋。父亲说：“别在这里看了，该干啥干啥去。”我说：“作业做完了，让我看看柜子里那些旧书吧。”父亲从腰上摘下钥匙，顺手递给我，说：“拿去。”我接过钥匙，撒欢跑向对面的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打开那把永固牌铁锁时的情景。办公室的电灯因为电压不足，灯光昏黄而显得压抑，窗外有许多不知名的虫子在鸣叫。也许是铁锁很久没有打开过，我拧了好几下钥匙才打开。打开柜门后我很是失望，因为里面除了竖排的图书外，并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东西。我随意抽出一本，仔细一看，是《聊斋志异选》。我拿着书来到灯光较亮一些的办公桌前伏案翻阅。结果这一看就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住了，书中的各路鬼怪好像高粱饴做的一般，无意间就把我黏住了。
二
《聊斋志异选》里面的故事皆为文言文，好在老师办公室最不缺的就是《新华字典》，有了字典，我就可以一字一句读下去。《聊斋志异》全书近500篇，我读的是选本，大概60多篇。我先读的是《崂山道士》，之所以看《崂山道士》，是因为我9岁之前曾在胶东即墨生活过，对那座怪石林立的大山印象极深。阅读《崂山道士》并不怎么吃力，这篇小说相对通俗一些。读完后闭上眼睛，脑子里便出现了一位鹤发童颜的老道士正与友人饮酒说笑的情景。我觉得真不该来北大荒，要是还在老家，我就上崂山跟老道学本事，那样，电压不足的夜晚就可以用白纸剪个圆镜贴在墙上当明月，也可以置身月亮之上从空中看看讷谟尔河流向何方。讷谟尔河在村庄南面的大甸里，蜿蜒着向西流去，至于流到哪里，同学们谁也说不清楚。问老师，老师说流入了嫩江，而嫩江又流到了哪里，在哪里入海，这些问题常常困扰我。
吸引我的另一篇小说是《小谢》。对《小谢》感兴趣是因为班里有个叫小谢的女同学。这个眼睛大、脖子细的女同学喜欢向老师打小报告，多次向班主任反映我上课不注意听讲、做眼部保健操时向同学扮鬼脸，还用蜡笔在课桌上画了一道分界线，导致我没少挨老师批评。我对小谢同学很不满，私下给她起了个“大头针”的外号，几个要好的伙伴就悄悄叫她“大头针”。小谢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外号后，几次哭鼻子，她肯定觉得“大头针”这个外号特难听。《小谢》比《崂山道士》难读，但我还是查着字典读完了。说来奇怪，书中小谢先是喜欢恶作剧、后来变成好姑娘的故事，改变了我对生活中小谢的看法。在班里，每当我与小谢同学的目光相遇，总会让我想到故事里的小谢。故事里的小谢和她姐姐秋容都是善良的女鬼，后来靠借尸还魂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我就想，小谢同学也会变好的，她告我状的事其实没什么错，确实是我淘气在先。后来，我告诉那几个伙伴不要再叫小谢“大头针”，谁叫，我就和谁急。这篇故事让我包容了小谢同学，对她再也不侧目而视。其实故事里的小谢与同学中的小谢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仅仅是名字相同而已。后来直至小学毕业，小谢同学再也没有向老师打过我的小报告。
那个旧卷柜里还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以及《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等作品，此外还有《青年近卫军》、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等国外书籍。我通读完的只有《聊斋志异选》《水浒传》和《西游记》，其他书籍只是简单翻阅了一遍。《聊斋志异选》我不仅精读、细读，而且读了不止一遍。上中学后得以读到全本，心里更加喜欢此书。我常常把书中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这让我走到哪里，身边总不缺喜欢听鬼怪故事的小伙伴。中年后回想与《聊斋志异》结缘的经过，我问自己，中外名著那么多，为什么只对《聊斋志异》这么着迷。分析起来，我觉得与童年时期受到的民俗熏染不无关系。我的故乡即墨，明清两代道教盛行，清代即墨的马山为胶东全真第一丛林。大大小小的道观遍布城乡，有的还传播到了东北的辽宁等地。晚清到民国，即墨道教虽然式微，但民间狐仙、仙姑等道教民俗一直存在，我童年时期听得最多的故事就是狐仙的传说。卷柜里锁着的这本《聊斋志异选》无疑唤醒了我儿时的记忆，让我和这部名著有了心灵呼应。
三
三百多年来，《聊斋志异》得到不同时代读者的喜爱，这并非偶然。首先，我觉得是人生困厄成就了这部经典。蒲松龄一生坎坷，19岁就考上秀才，但也止步于秀才，十几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直到71岁的时候才被朝廷补授了个岁贡生。已经垂垂老矣的蒲松龄虽有岁贡的荣誉资格，却连一个基层小吏也没能熬上，只能坐馆教书，维持生计。在心中有光、脚下无路的精神苦闷期，这位怀才不遇的秀才开始借牛鬼蛇神来抒发情志，这便催生了《聊斋志异》。如果蒲松龄考中了举人、走上仕途，那么历史上很可能就多了一个平庸的县官，少了一位具有巅峰意义的志怪小说家。
其次，我觉得是吸纳地气成就了这部经典。蒲松龄深入生活，可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他在村口大树下摆茶摊，用粗茶旱烟向经过的贩夫走卒、游方僧道、山野农夫换取故事的举动，在文坛被传为佳话。研读他的小说，几乎篇篇都能找到现实的对应。比如，《胡四相公》《狐梦》取自柳泉、蒲家庄一带的狐仙传说；《祝翁》来自毕府佣人的口述；《地震》是康熙年间郯城地震亲历者的口述；而《香玉》是崂山花木风物传说，《崂山道士》也来自即墨一带拜师遭遇骗子的市井传闻。蒲松龄的足迹遍布沂蒙、聊城、莱芜、济南、泰安、潍坊、莱州等地，搜集到了许多来自民间的第一手鲜活素材，积累了丰厚的民间文学素材，成就了这部有血有肉的旷世奇作。
再者，我觉得是万物同道、万物一理的道法自然理念成就了这部经典。确实像电视剧《聊斋志异》主题歌中唱的那样：“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它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这种理念应溯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齐物论》。简言之，人、鬼、怪都是平等且可共情的同类。
受蒲松龄的影响，我在文学创作上也努力拓展题材新领域。我写了驴、鹰、蛇、猞猁、貔子等十几种动物，数十种草木、昆虫，以及北大荒的风土人情。是蒲松龄为我打开了文学的另一扇窗，让我发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素材宝库。
四
近距离“触摸”蒲松龄，是我到沈阳工作以后的事。在辽宁省图书馆，我得以一睹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手稿是作家精神血脉的轨迹，稿纸上的每一个字后面都是作者灵魂的一次脉动。
当我看到《聊斋志异》手稿中那工整的行楷小字，我觉得泛黄的纸张就是耕耘的土地，而每一页上那九行行楷小字，则是田垄上整齐的荞麦，是活着的、仍在生长的荞麦。那一刻，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仿佛看到一位七旬老人正在正午的日头下撒下一粒粒种子，而身后就是破土而出的荞麦，这也许是书中《荍中怪》给我的画面。我注意到手稿每一篇的开头和结尾的字体没有任何变化，足见作者怀着敬畏之心写作，没有任何虎头蛇尾的迹象。在没有普及电脑的20世纪80年代，誊写稿子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誊写一部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开始尚能保持工整，誊写到中间便有些急躁，待誊写到后面便开始潦草起来，这实际上是耐心不足的体现。再看蒲松龄的手稿，那种严谨与专注，那种筋骨气韵，真是令我汗颜。
在已知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聊斋志异》是作者手稿保存至今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而且仅存半部。这部手稿是蒲松龄九世孙蒲文珊于1951年捐赠的，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更是辽宁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欣赏这部手稿，仿佛能感受到蒲松龄咚咚作响的心跳，感受到文学叩击灵魂的力量。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假如当年有打字机，那是不是也就没有了这部手稿？而我们这些天天敲键盘、吃文学饭的人，若干年后能给历史留下点什么呢？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