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献礼之作，电影《四渡》已在全国热映。这部以四渡赤水为题材打造的全新战争片，带领观众重温峥嵘革命岁月。依托新时代历史叙事视角、当代文化语境与成熟先进的电影工业体系的支撑，影片完成了红色历史的全新艺术演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电影《四渡》有力证明，长征主题的红色影像叙事能够释放厚重持久的精神力量。

红军长征是浸透热血与信仰的革命史诗，岁月更迭，记忆却从未褪色。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扭转战局的关键篇章，《四渡》立足这段历史，用鲜活立体的视听艺术再现、诠释这一长征史上的军事奇迹。

影片实现了对地理空间、时间脉络与历史环境的全景还原。为了贴合真实历史原貌，《四渡》剧组选择于2025年1月至4月扎根贵州实地取景，影片共计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遵义、土城、茅台、娄山关等承载重要历史事件的地点被纳入拍摄范围。峰峦林立、雾锁河谷、雨浸山路等自然环境，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指挥红军辗转迂回、穿插作战的天然屏障。从战役进程、作战规模到战士装束、人物生平，电影皆进行了细致的历史还原。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役。当时，红军只有3万余人，“围剿”他们的敌军却有40万之多。为摆脱险境，红军被迫向赤水地区转移。影片中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诸多横截面、前因后果、情节线索等，都根据历史的本来面貌进行复原。电影不美化、不虚化矛盾冲突，比如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发生变化，毛泽东得以复出，但党内思想统一仍需过程，质疑、争辩时有发生；又如苟坝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乘着遵义战役胜利的士气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坚决反对，当时与会人员均未认同他的判断。这类真实的党内分歧都在电影中得到了如实呈现。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影片还复刻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处境、心态与选择。片中，国共双方诸多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悉数出场：毛泽东从被边缘化到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有一个逐步发挥才智、让党内相信的过程；蒋介石从最初的自信到最后的失败，有一个心态不断崩溃、不得不承认失败的过程。除领袖人物外，影片还以一个基层红军连队为叙事切口，生动刻画了赵德发、罗兴山、阿金等普通战士在战火中的信仰坚守。

复刻历史是带领观众走进历史的有效路径，但是复刻历史并不等同于机械重复历史，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就显得尤为关键。为实现这一点，影片选择采用新的视角与叙事理念切进四渡赤水这一历史事件。

一是双线叙事结构贯穿始终。在全知叙事视角下，设置有两条对照叙事线：一条是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双方的对手戏。电影运用蒙太奇、交叉剪辑等手法，在对比中凸显双方军事战略的交锋；另一条是高层决策与前线战场的对照。在中央红军阵营，一面是革命领袖在战略上运筹帷幄，清晰展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的战略构想，特别是军用地图上的谋划，类似棋局上的推演、进退，给人一目了然之感；另一面是广大指战员、红军战士的前线战场，包括青杠坡战役、娄山关战役等战场特写，以及平时行军打仗的各种场面，还有赵德发、郭闯、阿金等普通红军战士的成长、坚守、牺牲等，都在细腻、感性的镜头下得以呈现。

二是影片拍出了四渡赤水的临场感和焦灼感。《四渡》重新将人物放置于历史中，从实际出发，并没有根据人物、事件的结局进行神化或矮化。比如，对毛泽东指挥战争的呈现，影片在多处镜头中客观呈现出彼时他尚没有绝对的至高权威，无法做到一言九鼎的现实状态。军情危急、前路未卜、军心浮动是当时红军的真实处境。《四渡》突出了这种危机感与不确定性。此外，影片直面战争的残酷，比如连队战友接连牺牲，最后只剩赵德发一人的情节，让长征历史的厚重感、沉重感扑面而来。

三是影片借助全新科技力量，让宏大历史直观可感。相比1983年的经典影片《四渡赤水》，观众可以明显感到《四渡》在场景、画面、人物塑造上的时代新变，这离不开电影工业技术的加持。影片运用3D地形建模技术，立体还原了赤水流域山地、河谷交错的地貌，敌我双方兵力布防、合围推进的态势，以及红军四次渡河时迂回穿插、声东击西、隐蔽机动的路线。同样，通过沙盘推演、三维动画、动态演示等多元技术手段，清晰呈现了一渡、二渡、三渡、四渡的路线、异同、结局，降低了普通观众理解复杂军事行动的门槛。新技术也丰富了人物对手戏的表达，影片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沙盘对峙进行艺术化处理，跨越具体时空，以幻象、变形、戏拟、悬置化的方式呈现，带来强烈的视觉与情感冲击。

时代呼唤贴合当代审美的全新影像表达。《四渡》立足历史、守正创新，为四渡赤水题材文艺创作开辟出崭新的叙事路径，书写了新时代长征影像叙事的新篇章。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省文联副主席）

□颜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