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我们拥有史上最多的写作者和作品，但是，真正能触动公众心灵、引发社会共振的文学作品却非常少。在一些作家的笔下，“文学”退回私人化叙事，甚至沦为小群体之间的智力游戏。文学中的“个人”变成了原子化的、计算利害的“精致利己者”，与找不到意义的“虚无游荡者”。个体意识在崛起，专业精神在确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失去了传统的道统，我们的文学如何建构起更加有效的公共性？文学的“公”与“私”在当下如何达到一种更加辩证的和谐？在新时代，不能让“我”与“我们”、文学与时代之间的感知发生断裂，不能让文学失去处理“我们如何共同生活”这个根本问题的能力。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的出路究竟何在？新时代，文学何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是每一个文学从业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谁“扼杀”了公共写作

有人问，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文学倡导“个人叙事”“艺术探索”，为什么不存在问题？当年，舒婷在写下《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作品时，个体的尊严、爱情平等的呼唤与社会反思的诉求、“人的觉醒”构成了深切互动。1980年，她参加《诗刊》首届青春诗会，与众多的青年诗人一起，深度参与并塑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诗歌的新潮流。他们的书写，既承载一代人对历史创伤的隐痛，又以诗为媒，参与重构了1980年代中国社会关于人、爱与祖国的想象边界，深刻契合着那个年代“启蒙与困惑交织”的文化心理，成为连接社会变革与人文复兴的重要文学桥梁，其影响力远超诗坛，渗透到青年文化、性别意识与公共话语之中。

舒婷及朦胧诗仅仅是一个个案，不仅显现出那个年代文学场域的开放与张力，也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的同气相求以及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等历史潮流的同声相应。而这也反过来推动形成了作家、诗人、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彼时，文学既是先锋的，又是流行的；既是知识启蒙的，又是大众期待的。甚至个人情感的书写、个体经验的表达本身便是公共性的一种显现。于是，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时代经验不是撕裂的，个人与时代之间没有嫌隙，“我”的经验便是“我们”的、时代的经验的一部分，“我”的呼唤也映照着时代的呼唤。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作家们积极推进以精神解放、艺术创新为核心的创作实践，在激活个体精神的同时也完成了时代使命。

更远一点来说，即便是近现代，文学依然是为“新民”和“民族独立”服务的重要力量。梁启超强调“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鲁迅弃医从文，以小说、杂文等文体大声疾呼破除陈腐的旧观念，将个人的觉醒与国家、民族的觉醒呈现于文学之中……由此，文学成为记录并推动“个人”从僵化沉滞的“旧制度”中解放出来的“火种”。

在中国古代，个人与家国、文学与时代之间的联系亦是如此。古代的文人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家族、社区、国家链条上的一环。读书人的核心价值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修养和家国责任是统一的。文学在其中，是对江山社稷的记录，是对公共记忆的书写，“文以载道”是其核心。于“公”而言，文学是士大夫群体传递儒家道统、教化民众、匡正政治的工具；于“私”而言，文学是他们为沉默的民众代言的工具，或是在仕途受阻时抒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绪通道。其中，个人的失意天然地易被转化为对公共命运的关切。文学成为连接私人情感与公共责任的重要通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以及由顾炎武提出、经梁启超提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是这种“公学”效用的显现。

而当下，“人”与“文”在经历了双重“解构”后，文学失去了公共的锚点，“向内坍缩”越来越明显。从上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叙事到当下的“小时代”美学，写作越来越在无物之阵中游荡。当个人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情感寻找公共意义，当文学完成了解构、“祛魅”与专业化、市场化和学院化，不再回答“我们该如何共同生活”，就变成了一场“共谋的撤退”——二者互相印证、互相合法化。作家写小时代，而“我”活成小时代；“我”只活成小时代，所以作家也只能写小时代。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能被普遍认同的公共叙事来凝聚写作者了。写作者不再相信自己能“代言”任何人，也不再有能力或意愿去把握整体性的社会结构问题。而受众也不再相信“权威”的存在，甚至怀疑“公共”本身是否存在。很显然，整个知识生产机制与社会氛围在其中都难辞其咎，因为公共领域本身已经碎片化了。

如果客观现实如此，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难道我们要忠实于这种分裂并沉沦其中吗？难道这种现象在当下的语境中本身不构成一个问题吗？是谁“扼杀”了文学的“公共写作”功能？也许，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责任，但首要的是承认现实。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并承认这已构成一个问题。

二、大文学观如何重建文学公共性

如果承认了这是个问题，那紧接着便亟需“观念”的转变与行动的实践。实际上，大文学观的提出，便是一种介入姿态的话语探索，也是一次关于文学何为、文学何去的集体反思，更是植根于深刻现实困境与媒介变革之中的“自我拯救”。

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一系列颠覆性变化，我们首先需要找到我们的时代命题。如果一味退守个人或作为小圈子内的文学交往，文学也就丧失了其作为公共之物的力量。“退守个人”固然不失为一种理性策略，因为对外部的公共责任保持一种“优雅”的、不投入的姿态便不会有风险。这种情况在过去30年不断演化，但当下形势与时代在倒逼——媒介技术革命已经横扫我们的生活，从“印刷文明”“工业文明”一跃进入了“数字信息文明”，创作不再是少数精英或作家的专利，“素人写作”借助网络平台，让文学从职业回归为一种生活，文学正在从“小而精”走向“大而杂”。我们要明白，大文学观的提出在现实逻辑上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是试图解决真问题、应对真挑战的主动探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元对立，而是强调扩展。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出文学究竟是“公学”还是“私学”的“当下之问”，目的不是让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或“观念的传声筒”，而是重新建立文学与社会公共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重回文学的“公学之维”，不是让文学重新跪倒在任何一种“道”的脚下，而是让文学重新长出联结的能力——联结个人的疼痛与公共的结构，联结一个人的眼泪与千万人的命运。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成熟的现代社会中，“公”不是“私”的对立面，而是“私”的更高的实现形式。同样，大文学观的使命在于找到一种既不放弃文学在语言、形式探索上的成果，又能有力介入现实的辩证路径。

那么，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命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如果说古代文人有“道统”，近代作家有“救亡与启蒙”，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命题？这样的思考，需要我们在这个时代语境中重新提出并积极推进。窃以为，这个时代需要文学重新发挥出建构与重构的力量。当下需要文化与文学为人民精神困境提供支持力量，给予分散的个体以“凝聚”与“共识”。当然，这不是要求每个作家都写宏大题材，而是要有意识地将个人经验置于社会结构中进行考量。我们有必要重提“文以载道”——不是载旧道，而是载新道、载“联结之道”。让文学成为个人与他人、社会、国家之间的血肉纽带，这是当代写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需要观念革新与写作伦理的调整。写作者需要意识到个人就是最小的公共单位。当一位作家选择只写个人的“小确幸”“小烦恼”“小欲望”时，他是在行使创作自由，还是在逃避公共责任？一个写作者，如果只是将作品放在抽屉里，面向自我，那么，这时文学完全可以漫无边际地展现自我与“私域”。但是，如果一个写作者将个人作品投向了公众能见的视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已经带有面向“公域”的特征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每个写作个体都应思考个体写作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需要讨论辨析。

其次，我们也应意识到“跨界叙事”是一种必然趋势，从“小圈子”走向“公共对话”也是大文学观下的必然命题。一方面，多媒体的转化与融合发展已是流行趋势，很多已经破圈的文学作品正好也是借此东风。另一方面，近十年来，许多非虚构作品的成功证明，文学的“跨界叙事”要求作家走向生活，进入工地、学校、乡村、流水线，直接处理公共问题，但方式可以是个体的、具有叙事性的，而不是导向空泛议论。文学需要吸收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视野，破除专业主义的局限。同时，文学奖、刊物、批评家也需要投入公共议题，不能再是圈子内的相互吹捧。这是一个系统的重构过程，但每一小点的努力都在其中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建一整套“文学—制度—情感”之间的有效的转化机制。质言之，让文学重回“公学”的唯一道路，不是回避分裂，而是直面分裂——把个人与国家、社会、时代之间的张力作为写作的核心母题。不是以空泛的口号大声疾呼“我代表集体”，而是去写作为一个个体的“我”以及“我”的个人经验，是如何被社会结构生产出来的，是如何进入一个集体与民族的整体进程之中的。

总之，让文学重新成为个人与他者、集体之间的血肉纽带，这不是怀旧，而是自救——因为一个缺乏公共关怀的社会，最终会让每一个人都活在薄冰之上。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