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郭久麟在半个多世纪里潜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常年的“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之后，终于在80多岁高龄撰成《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由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厚达600页的诗歌史著，细致描画了中国新诗100多年来的发展演进轨迹，全面总结了百年新诗的历史成绩，不愧为一部“体大虑周”的新诗史著述。而著者在历史陈述之外，还能针对百年新诗中的思潮、流派、诗人与诗作，大胆发表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给人以诸多的启发。

我们通常所见的通史类学术著作，往往都是多人合作的成果，由一人独立完成的通史其实并不多见。事实上，对长时段历史的描述和勘探，总是一件极其繁难的事情。对百年新诗历史发展的完整陈述自然也不例外。其牵涉人事之多，史料搜集与整理之琐细，历史审视与判断之复杂，自不必多说。由此引发的涉及体力和脑力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也是巨大的。在此情形下，通史的写作工作由多人去完成，就可以使繁重的体力和脑力活儿得到分担。这本《通史》则只出自一人之手，其克服困难的勇气与毅力着实令人敬佩。郭久麟积60年之苦心经营，对百年新诗的各类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用以支撑自己的历史讲述和美学阐发，因此，其著作给人以史料翔实、论据充足之感。这本通史在翔实充盈的史料支撑之下，对中国新诗百余年来的三大潮流，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潮流，进行了总体性的鸟瞰与概论；又立于历史的维度，从新诗奠基期、新诗拓展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时期、1980年代后期、21世纪初期等几个时段对中国新诗的前行线路和演变轨迹进行全面描摹。历时性阐发之后，《通史》还从共时性角度对中国百年工业诗歌的发展、百年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百年格律体新诗的发展、百年新古体诗的发展进行了精要概述。整部著作的体系之庞大，考量之周全，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要做好百年新诗历史阐述工作，光有体力和脑力的付出还远远不够，学者自身具有的敏锐艺术感悟力和深邃历史洞察力也必不可少。唯其如此，才可能拨开琐碎史料的层层迷雾，深入挖掘百年新诗的美学奥秘和历史底蕴，得出契合历史事实和时代精神的学术结论。《通史》对百年新诗思潮与流派的细致剖析，对200余位诗人的大量诗作的文本细读和价值评判，处处都显得理据十足，立论公允公正，学术视野显得极为开放包容，学术结论也令人十分信服。譬如，《通史》对于诗歌潮流的评判，称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潮流“真正让新诗在中国文坛站定脚跟”，称李金发《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的出版，使得“19世纪末兴起于欧洲的象征主义诗歌也在我国传播开来”。这些立论都是客观稳妥，较为符合历史真实的。

学术著作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即便是历史阐述的学术性著作，其创新性追求也必不可少。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对历史风云中曾经出现的人与事的简单直描，而更需要有对历史事实的处理和对历史深意的“发现”，因为原初形态的历史现场总是鱼龙混杂、真假莫辨的。在西方历史学家那里，无论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强调了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和对其内在精神的重新阐释。这部《通史》的创新性也随处可见。首先是史料挖掘上的创新，如对少数民族诗歌、新古体诗发展史料的整理与发掘。其次是观点上的创新，如论著借鉴了贺敬之的说法，称现代诗人创作的旧体诗为“新古体诗”，并肯定这类诗歌虽用的是传统的体式，但“在内容和语言上”“带上了新的时代的色彩”，因而应被纳入百年新诗历史谱系。这样的观点无疑打破了诗学界固有的成见，凸显着鲜明的创新意义。

总体来看，《通史》在宏观上体现为庞大的历史体系建构，在微观上呈现出观点和见解上的创新，因而成了近年来出现的不可多得的体系完备、见识卓越的百年新诗史著作，为中国百余年来的新诗发展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