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杨绛先生诞辰115周年。十年前，她以105岁高寿安详地告别人世，无数读者和媒体在哀思中为她送行。本人不才，也曾以一篇《永远的女先生》表达了悲痛和吊唁。怎知岁月如白马过隙，一晃三千六百多个日子匆匆飞逝，再沉下心来追思故人，却是另一番心境。时代不同了，AI强势来袭，富人的财富呈指数级增长，但普通人的日子依然不易。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在世时省吃俭用，将所得稿费悉数捐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旨在奖掖贫困学子的“好读书”奖学金。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对普通人家、贫困学子的处境感同身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年轻时因家道中落和战乱频发也曾有过捉襟见肘的窘迫日子，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心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的情愫，也不至于连房子都舍不得装修，一色的水泥地和铁框窗，外加一大一小两张旧写字台和为数不多的书籍直至终老。
说到书籍，用钱先生的话说，“图书馆有的是，何必多此一举藏在家里”。而杨绛作为他“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一辈子无怨无悔地守在身旁，早将自己忘个干净。诚所谓对己勤俭，予人慷慨。是的，钱杨二位先生藏书不多，他们的取法是借书与读。用杨先生的话说，个人藏书再多也不过沧海一粟。因此，他们是图书馆的常客，无论国内国外，所到之处，概莫能外。过去，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就曾留下了钱杨二位先生的大量手迹。当时，每一册图书的封底，或内或外皆有一只小纸袋，里面装着一张借书卡。借阅者须在卡片上签个姓名，写上日期；书借走，卡片留下。我初到外文所时，发现许多图书卡片上都有二位先生的签名。而且，从年长一些的前辈同行口中得知，钱先生一直是图书馆的义务订购员。他为外文所和文学所图书馆订购的图书不计其数，荫庇数代学人并将继续惠及后生。在钱杨二位先生看来，所谓学问，无非是荒江野老屋中三两素心之人商讨培养之事。而图书馆便是这个荒江野老之屋，前人通过自己的耙梳、阅读和著述传承经典、滋养后学、培植德性。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晚到者和我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杨绛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
独具审美意蕴的喜剧幽默
杨绛原名杨季康，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杨荫杭时任京师高等检察长，曾负笈海外，是革命家、文学家和翻译家。杨绛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波澜壮阔。出身名门的她，自幼便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但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跌宕起伏。先是其父因审判交通总长许世英腐败、叛国案而闻名，却也因此遭到打压，并被革职。离开政坛后，他投身报业和文字工作，但毕竟没了先前的地位和收入。五四运动时期，杨绛曾跟随姐姐们参加反帝反殖民主义游行，目睹了军阀暴行和国家屈辱。这些历练皆为其后的创作累积了生活素材。1935年，她与清华同学钱锺书结婚，嗣后一同前往英国留学，也曾转道法国，直接浸润于西方文学的沃土。正因为如此，杨绛的创作与生活、与时代、与西方文学紧密关联。1938年，钱杨伉俪因为舍不得祖国而毅然回国。在动荡的年代，如抗战时期，他们以独特的笔触描绘了乱世中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像杨绛的喜剧《弄真成假》等作品，便是那个时代上海人作为二等公民的照影。而在相对和平时期，她又以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洞察力，书写人间百态与复杂的世道人心。《洗澡》《我们仨》等，不仅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也以夫子自道的方式表达了家庭和个人的喜怒哀乐。她的创作始终扎根于时代的土壤，又以超越时代的视角，传达出对人性、对生命的深邃思考。从她的文字中，我们不仅能窥见时代的变迁，更能感受到时代洪流中人生的维艰，以及她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寻。用简单的方式说，也许“含泪的笑”和“善良的心”最能概括她的文学生涯，也最能引发男女老少的共鸣和共情。
文学界多关注钱锺书先生的幽默，譬如《围城》中的嬉笑嗔骂，却对杨绛“含泪的笑”鲜有评骘。从杨绛不同时期的创作看，她的幽默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它们不仅折射了时代社会中人们的无奈，而且每每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为中国新戏剧注入了别样的魂灵。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杨绛和钱锺书从牛津留学归国，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609号（现复兴中路573号）暂住。后一路向西，经过湖南期间，钱锺书在其父钱基博任文学系主任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创建了外文系（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前身）。长沙会战前夕，钱锺书携杨绛南下奔赴西南联大。这也便有了他后来纪念西南联大时的那句令人感喟的“物质贫乏，精神富足”。抗战胶着时期，他俩又先后回到上海。钱锺书在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里完成了《围城》初稿，并于1946年2月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最终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在此期间，杨绛接连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并大获成功。故此，文艺界曾经流传着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即当夫妻二人同时出现在公众场合，钱锺书常常被附称为杨绛的丈夫。
《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是杨绛的喜剧代表作，被柯灵誉为“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存中有数的好作品”。其中《称心如意》创作于1942年，次年由联艺剧团排演。该剧导演黄佐临（《围城》电视连续剧导演黄蜀芹之父），主演林彬，友情客串李健吾，演出后反响热烈，杨绛声名鹊起。孟度（原名钱英郁）形容该剧“恰如早春的一阵和风复苏了冬眠的大地，万物，平添上欣欣的生意”。剧中人物徐朗斋老头十分富有却颇为吝啬，不免令人迁思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围绕财产继承，他的一群外甥和外甥媳妇钩心斗角，而打破僵局的居然是被他们嫌弃和诅咒的“灰姑娘”李君玉——徐朗斋已故外甥女留下的孩子。全剧凡四幕，前三幕固然着重写三个舅舅和舅妈，但李君玉的遭遇始终是主线和轴心，从而有第四幕将四个家庭串联在一起。四个家庭故事相互衔接，密不可分，使剧本呈现出一种“串珠式”关联。首先是大舅妈想利用君玉替换丈夫赵祖荫那妖精般的女秘书，但后来又嫌弃她“教坏了”自己的女儿瑛瑛，遂将她推至二舅家；二舅妈则担心君玉影响自己儿子与钱夫人女儿的亲事，进而影响到他们继承徐朗斋的遗产，遂将她推至四舅家；四舅妈假意邀请徐朗斋来家吃饭，顺道将朴实无华的君玉推给了后者。最后前三个家庭终于在第四幕齐聚，并一同将情节推向高潮。几个舅舅、舅妈机关算尽，笑料迭出。至于三姨缘何被舍弃，大概率是作者出于剧情的需要，不想“节外生枝”，况且那个时代女性通常没有继承权，更甭说是外甥女了。然而，剧情出人意料的恰恰是吝啬的舅公把财产全给了妹妹的外孙女。如此戏剧性结局彰显了作者对重男轻女传统的不屑，也印证了她后来在《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中对可笑的界定，“可笑的事物形形色色，不知多少，但追根溯源，无非出自虚伪”，或“所谓可笑，只是人类的缺点，笑是从不相称的对比中发生的”。
这种可笑在《弄真成假》中渲染得更为明确和有力。保险公司小职员周大璋穷困潦倒，和早年守寡的母亲寄居在舅父家的杂货铺阁楼上，免不了看人眼色、怵惕度日。但他好高骛远、爱慕虚荣，总是受到公司经理的批评。不久，后者以“做事疏慢”“迟到早退”“专注女人”“耍小聪明”为由将他辞退了。他的女友张燕华因家境清贫寄住在伯父家，后者是个有名的地产商，叫张祥甫。周大璋因此结识了张祥甫的女儿张婉如，并立刻移情别恋，一心想把阔小姐当作登天梯。然而张祥甫何等人也，早把女儿当成了投资的本钱，因此想方设法阻止女儿与周大璋来往。在张祥甫心里，与其把女儿嫁给周大璋，还不如招赘知根知底的年轻教授冯光祖，至少后者是太太的侄子。冯光祖固然喜欢张婉如，却不敢高攀。同时，张婉如对她的这位穷亲戚很是轻慢，而且心里已经爱上了风流倜傥的周大璋。一天，张燕华为了和周大璋见面，撺掇冯光祖带张婉如去苏州吃喜酒。冯光祖蒙在鼓里。周大璋兴致勃勃地跑到张府，见到的却是张燕华。张燕华哄骗他说，张婉如和冯光祖去苏州旅行结婚了，还拿出他们作为信物的戒指。周心灰意冷，掉进了张燕华的圈套。张燕华费尽心机，巧妙地骗过众人，来了个闪电式旅行结婚。周大璋的母亲不见了儿子，误以为地产商要让宝贝儿子入赘张家，便登门拜访，向亲家要人。结果当然是出尽了洋相，她儿子天花乱坠的谎话被彻底拆穿了。周大璋将自己伪装成“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骗取了两位小姐的芳心，但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同张燕华生米煮成熟饭，成了一对真正的冤家夫妻。
这里须提及我国现代话剧的另一位先驱李健吾先生。他不仅鼓励杨绛写剧本，而且客串了她的处女作。李健吾先生因作品中流露出抗日思想，于1945年初遭到日本宪兵的抓捕和折磨。杨绛后来曾在《客气的日本人》一文中对此予以揭露和讽刺。由兹可见，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旧上海，写作是需要勇气的。杨绛的喜剧以家长里短的剧情，让人们在阴霾中看到一丝光明，那便是本分和真诚的可贵。
蕴含缜密与睿智的译作
新中国成立后，杨绛积极投身于新中国文化建设。她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并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工作。这一时期，国家对文艺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杨绛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的同时，于50年代末受林默涵等中宣部领导的指示，接过了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甫一提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和副部长周扬、林默涵等同志便着手设计“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后更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众所周知，《堂吉诃德》是西班牙语名著，杨绛虽精通英语和法语，却并不满足于转译，尽管她曾于1950年应上海平明出版社之邀从英文转译了另一部西班牙文学名著《小癞子》（1978年复从西班牙语原文译出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她当时已年届半百，恰好与马克思自学西班牙语的年龄相仿。而马克思的课本也是《堂吉诃德》等西班牙语文学名著。1964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科学院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杨绛和钱锺书，以及冯至、李健吾、卞之琳、罗大冈、罗念生、戈宝权、袁可嘉等一大批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随即调至该所，并接手“三套丛书”工作。有人对杨译《堂吉诃德》进行各种挑剔，却大多牵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毕竟是从一种语境和文化传递至另一种语境和文化，其难度可想而知，偏归化还是重异化亦因对象而异。杨绛时而直译，时而意译，不仅尊重原著，而且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接受。用她的话说，那是个“一仆二主”抑或“戴着镣铐跳舞”的差事，即既要忠于洋作者，又得彻心照顾中国读者。
她翻译《小癞子》就曾遍索所有，甚至到不列颠博物馆寻找资料，因为原著那个书名《托尔梅斯河上小拉撒路的生平及其祸福》实在难以让中国读者满意。她煞费苦心，终于将其译作《小癞子》。杨绛之所以如此翻译，是因为她发现《路加福音》中有个叫拉撒路的癞皮化子。我们不妨将杨绛先生的考证摘录如下：“早在欧洲13世纪的趣剧里就有个瞎眼化子的领路孩子；14世纪的欧洲文献里，那个领路孩子有了名字，叫小拉撒路……我们这本小说里，小癞子偷吃了主人的香肠，英国传说里他偷吃了主人的鹅，德国传说里他偷吃了主人的鸡，另一个西班牙故事里他偷吃了一块腌肉。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一部14世纪早期的手抄稿（Descretales de Gregorio IX），上有7幅速写，画的是瞎子和小癞子的故事……从那7幅速写里，可以知道故事的梗概。”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是泛指一些混混。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删繁就简，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将堂吉诃德的瘦马形意合一作驽骍难得，或者将原著的几种权威版本进行仔细比较，同样蕴含着她的缜密与睿智。《堂吉诃德》译稿曾在政治运动中被收缴，多年后由同事张黎将其交还给杨绛。那可是她十几年的心血啊！
儒家文化的叙事阐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杨绛从早期的剧本写作转向了散文和小说。散文方面，《干校六记》以平实的语言记录了一段非凡经历，诉说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艰辛。小说方面，《洗澡》以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背景，反映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跌宕起伏。
杨绛的散文和小说创作沉稳、深刻，却不失幽默。她摒弃了早期以讽刺为主的笔法，而是更加细腻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时代的某些荒诞镜像，叙述含蓄、克制，智性中带着“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华美学底蕴。譬如，在《干校六记》中，她用谐音制造微妙的讥嘲。最经典的是小狗“小趋”乃“区”姓诗人绰号，因其姓常被人读作“趋”，也便成了“小趋”。他像小狗一样趋炎附势，但同时又颇有小资情调。在那个谈“资”色变的年代，这个命名本身就暗含了诸多苦涩的笑料。又譬如写泥泞路上行走，“雨靴虽是高统，一路上的烂泥粘得变成‘胶力士’，争着为我脱靴”，“胶力士”谐音“高力士”；而被雨水浸坏的堤岸则被戏称为“酥堤”（谐音西湖“苏堤”）。再譬如，她那苦中作乐的本领无与伦比，写精心缝补的破旧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写冒雨种萝卜是“培养尖子”，把草木灰全用来肥那些宝贝，最终“使足劲儿拔，用力过猛，扑通跌坐在地上，原来泥里只有几茎须须”。这些个充满情趣的描写，既令人忍俊不禁，又难免让人酸辛落泪。至于《洗澡》这部“新儒林外史”，以“三反”运动为背景，却用了“采葑采菲”“如匪浣衣”“沧浪之水清兮”那样雅致的《诗经》标题，看似典雅，实则暗含反讽。“采葑采菲”原诗写弃妇诉苦；“如匪浣衣”隐喻心中幽怨如未洗的脏衣，对应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沧浪之水清兮”则反讽“改造”过程——洗澡。所谓水清可濯缨，水浊可濯足。其中，朱千里的“脱胎换骨”最为不易：他先是急着讨好群众，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扮成大花脸；继而又诚惶诚恐坦白交代，最后自杀未遂又添了“负隅顽抗”的新罪名。杨绛在序言中写到，想起“脱裤子、割尾巴”运动，就如同木刻线装书插图中“衣冠济楚的人拖着毛茸茸的长尾”，“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经过漂洗，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尾部，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使用酽酽的碱水，能把尾巴洗掉吗？”说到挨批判，她说：“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因为骂人是自我表演，挨骂是看人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杨绛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主题和风格窑变。年逾古稀，她愈发注重生命、人性、爱情、家庭。她的散文集和传记《将饮茶》《杂记与杂写》《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看似对一些故人轶事的回忆，其实是放下了忙不完的琐碎杂事，转而思考人生意义。其中关于李健吾被日本宪兵抓捕和凌辱的文章便收于《杂记与杂写》。即使爱女永别、丈夫仙逝，她也没有放弃爱的意志。代表作《我们仨》甫一出版，便成为传记文学的传奇。它以真挚而朴素的情感回忆了作者与钱锺书以及女儿钱瑗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三人之间的大量生活细节和无数动人情景。书中的有些插图出自钱媛儿时手笔。在小说方面，《洗澡之后》继续探寻知识分子做人真谛。杨绛用双向圆满结局道出了西方悲剧家排斥的中国式善意。她曾说：“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部续作给了《洗澡》人物一个“敲钉转角”的圆满交代。《洗澡》中，许彦成与姚宓的感情发乎情止乎礼，而许彦成与杜丽琳的婚姻也维持着表面的平静。《洗澡之后》中，许彦成的妻子杜丽琳因多嘴在鸣放时被错打成“右派”。在下放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她与同为“右派”的叶丹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回京后，杜丽琳主动提出与许彦成分手，两人和平解除婚姻关系，各自寻找到了称心如意的情感归宿。随之许彦成与姚宓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也终于修成正果。在一个中秋佳节，两人喜结连理，实现了读者期待的圆满结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长河中，杨绛的幽默和绵绵善意犹如璀璨的星辰，阐释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也用善良的心和智慧的光点燃了生活的希望。她把生命中最后的眼泪化作了字里行间的真心诚意和无色留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