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量、算法与大数据所构筑的数字图景持续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爽文、短剧、短视频带来的即时感官体验，正成为大众普遍选择的娱乐方式。这让我们身处的时代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矛盾：情感表达看似充沛，深层的情感联结却相对稀缺。正因如此，焦虑、低落情绪与精神空虚等社会心理议题，也持续受到关注。针对亲密联结弱化的普遍感慨，近期面世的不少文学作品重新观照被人们渐渐忽略的肉身真实体验，将感官感知锚定在人与人真实的生命相处之中。在社会学者所指出的“身边生活日渐淡出视野”的快节奏社会里，文学创作者以真挚细腻的文字，重新唤醒大众内心温热的精神力量。
眼、耳、鼻、舌、身本是人类真实感知外部世界的基础感官，但数字虚拟场景正通过直接作用于这些感官，营造各类情绪体验，不断模糊线上与线下生活的界限，持续重塑着我们感知事物的方式。在别鸣的《冰的背面》（《江南》2026年第3期）中，网红主播马婷婷原本活在“手机就是长在她手上的器官”那般的虚拟世界里，可一旦从虚拟世界落入婚姻的琐碎日常，她便陷入了抑郁。丙方的《冰裂》（《江南》2026年第3期）中，主人公宋小溪自陈“因为网络，我才知道我的身体还隐藏着另一个自己”，网络成了现实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个体的情感寄托之所。邝立新的《回收时刻》（《长江文艺》2026年第6期）中，人的身体与意识甚至变成了可回收的能量，人的情感乃至生命都被资本收编。从摩登时代的异化，到人工智能时代的主体性危机，这些长期存在的精神症结，让作家们重提关于感官与情感的文学书写。
“感官”的作用，正在于捕捉时代生活的脉搏，同时塑造人的肉身经验，进而形成个体生命内在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判断力和行动力紧密关联。马小盐的《Ψ》（《钟山》2026年第3期）用食梦兽“貘”将小说引向理性的迷失，一场“地震”让人物脱离了各自的情感世界，一同回到感官本能反应的状态。王甜的《譬如朝露》（《长江文艺》2026年第6期）中，男女主人公的“抱树”行为，让人的具身感受有了自然的节律。林森的《恒昌茶店下午三点半》（《长江文艺》2026年第6期）开篇那句“日光是抹在肌肤上的辣油，是无数根针扎遍身上的每一寸”，框定了故事发生的时空，而这般难熬的“触觉”体验，更凸显了爱华姨多年如一日准时落座，为已逝丈夫留“空杯”的深情。而潘向黎的《完美的金橘》（《钟山》2026年第3期）中，“烟头烫到手指”的“触觉”刺痛，则成了丈夫了悟兰因絮果的契机。秦祖成的《守岁》（《福建文学》2026年第6期）中，老一代人除夕夜里喝酒、吃饺子的朴实“味觉”体验，承载着“守岁”的平安愿景，也消弭了往昔的恩怨情仇。
但“感官”的体验却也总因生活的变动不居与命运的无常，而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形、扭曲、错位与缺席。刘鹏艳的《素问》（《江南》2026年第3期）中，主人公刘瀚宇在现实与记忆的交错之间，产生了继母与生母的脸型“叠成同一张妈妈的脸”的错位“视觉”，小说据此展开了对青春成长、家庭教育与母子亲情的思考。马晓康的《毒菇梦》（《湖南文学》2026年第6期）中，主人公的梦呓是对感官无意识的调动，“毒菇”因而成了童年阴影的情感外显。在他的另一篇小说《换位》（《湖南文学》2026年第6期）中，宋之问为避免被病毒传染而换座，却在小说结尾喝饮料时发现“味觉，没了”，感官的消失也意味着其已然“中招”。安庆的《方向盘》（《福建文学》2026年第6期）中，一场屏蔽“视觉”感知的大雾成为主人公左轮运输路乃至人生路的转折点，曾经膨胀的物欲在大雾中成为人生直面的首要矛盾。可以说，正是“感官”的暂时混乱与失效，为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提供了隔绝纷扰、拷问心灵的契机。
抽象而易逝的“情感”，往往需要借助具象的载体与象征性的隐喻来安放。创作者在常与变、真与假、实与虚之间摆荡的叙事处理，更为情感平添了映照世道人心的力量。这种载体可以是没有生命的器物或自然物候。比如，丙方的《冰裂》用瓷器的“冰裂纹”，象征主人公宋小溪内心记忆、欲望与爱恨交织的情感漩涡。王平的《老围与木姐》（《山花》2026年第6期）中，邻居偷窥所用的“锁孔”，成了夫妻中年情感危机中那道猜忌的裂痕。徐静的《衣柜记》（《山花》2026年第6期）中，“衣柜”在不同女性间的辗转实现了情感创伤与经验省思的传递。王玉珏的《过境》（《钟山》2026年第3期）中，“台风”的过境成了主人公罗每华一路追寻往昔情感纠葛的写照。这种载体也可以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比如，潘向黎的《完美的金橘》中，“金橘”的枯荣预演着婚姻的情感流变。周楷棋的《能看见靛蓝壁虎吗》（《福建文学》2026年第6期）中，每当主人公岑香的情绪处于被压抑或失控的边缘时，总能看见一只“靛蓝壁虎”。而安勇的《刺猬》（《福建文学》2026年第6期）中，老罗与“刺猬”同样蜷缩身体的动作，则暗示着二者在情感与命运上的镜像关系。
这种载体还可以是某种抽象的“媒介”。田耳的《纵浪》（第一、二部）（《钟山》2026年第3期）中，俞以琢与路金媛经历着从“从前慢”的通信到快节奏QQ通讯的转变，但无论媒介如何变动，它始终承载着二人的情感记忆。小说中巧妙设置的“两枚骰子”，作为随机决定二人相见之地的叙事装置，亦指向了“纵浪大化中”的情感旨归。一如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论断：“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那些个体化、日常化、肉身化的“感官”与“情感”，一旦外化为文学意象，便成了一个时代“情感结构”的记忆之皿。
当创作者将至情至性付诸笔端，众生百相便在他们笔下凝为爱恨分明的文学造像。而“情感”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对现实的真实回响与震颤。在陈鹏的《昆明孤儿》（《湖南文学》2026年第6期）中，创作历史话剧的李果与小许在回望历史中重拾了“大情大爱”。在《福建文学》2026年第6期的“新大众文艺”栏目中，陈秀的《一个马拉松跑者的故事》写一个普通人在与工作、病痛纠缠的间隙跑马拉松的经历，用跑步点燃了生命原初的“激情”。周华诚的《棉花与云朵》（《江南》2026年第3期）作为“长篇非虚构”，则聚焦于新疆棉花产业发展中一代代人的奋斗。文学正需要在摇摇晃晃的人间打捞沉没的声音，唤醒真实的情感，触及每个鲜活的生命。
正因为有感官共通、情感共鸣的肉身经验，创作者才会将对现实最真实的触感诉诸文字。在人类学家所警示的“附近消失”的时代，当感官与情感成为叙事动力，文学便有了填补冷漠空白的力量。它探入社会现实的神经内部，呈现那些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