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既是诗人、小说家、散文作者，亦是深耕文学与影视领域的批评家和文化学者，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在各类创作与研究赛道均产出可观成果。《精神的维度》是其当代综合性文艺评论集，汇集了他近30年来对当代文艺的思考，是一部优秀的当代文艺研究著作。

瞿秋白在《论中国文学革命》中鲜明地指出，文学要扎根民众，反对脱离现实、堆砌理论的书斋式批评。在他看来，批评要有战斗性、现实批判性，直面时代病症。文学的使命是回应时代生存，解决人的精神与现实困境，所以文学批评就要做“有效的批评”。鲁迅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中谈及：“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有效的文学批评，讲究就文析理，批评家脱离作品去硬性划定创作范式、指挥作家如何写作，本质是越俎代庖，超出了批评本身的职责范畴。当下的文学批评，在系统化、规范化的学术训练之下，愈发看重学术范式与理论体系的内在自洽，却在这一过程中慢慢丧失了对文学语言的细腻感知，也淡化了文学批评本应承担的、助推文学发展的核心价值。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文艺批评研究的路径日渐逼仄，沦为单向度的理论推演；脱离具体文学文本这一批评对象，批评便失去落地根基，沦为无效阐释。单纯就理论本身进行梳理与阐释，本无可厚非，这类研究意在深化对理论脉络的梳理与解读，可我们往往本末倒置，遗忘了阐释理论的初衷与根本意义。

徐兆寿在《精神的维度》中接续了瞿秋白“反空洞理论、反虚无文艺”的批评传统，避免了文学批评只谈技术、不谈精神的偏颇。在《文学批评应有的气质》《批评的错位》中，徐兆寿认为，“批评家本身也是一种独立的创作者”，但是学院规范绑架了评论，批评家们一味地堆砌注释，变成了照搬西方理论，写就的文章丢失了感性体悟；而批评家长期困于学术体制后，与作家、普通读者隔绝，批评彻底成了边缘化的角色。他主张继承20世纪80年代的诗性批评传统，主张批评要有感性、精细、优美、真诚、深刻、开阔六大气质，以《文心雕龙》，傅雷、钱谷融的作品为范本，拒绝干巴巴理论罗列，这与瞿秋白反对晦涩精英文风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事实上，徐兆寿全书的核心追问是“文学何为”。在同名文章《文学何为》中，他以“文学如何存在”梳理了中国文学自古至今的精神脉络，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时代症结，进而再一次锚定文学是“人学”的根本定位，认为文学承载着生命本身的终极关怀和时代精神。他又在《论伟大文学的标准》一文中提出伟大文学七大标准，强调作品必须弘扬正义、怜悯、牺牲等人类正面价值，追求超我的精神启示。与此同时，徐兆寿也具备突出的理论开拓意识。为回应上述困境，他试图打通文学、影视、两性研究与哲学思辨的边界，拓宽文学批评的阐释视野，为当代文艺精神的重构提供思想参照。徐兆寿的理论根植于心性，其思想资源贯通中西古典哲学。他惯于从心性体悟、生命本体与伦理维度展开剖析，相对弱化物质经济、社会关系等现实制约要素，带有鲜明的知识分子思辨特质。

徐兆寿《精神的维度》饱含精神思辨，对于重塑文艺生态，推动文学更好地介入社会现实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他反复呼吁批评重返感性、重建文学精神，他所倡导的贯通文史哲视域，从历史、哲学、社会整体维度完整把握文艺的存在与价值，是当下十分值得继承发扬的批评传统。

（作者系兰州市作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