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康春华
采访手记
我是一位妈妈，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家属。当得知梁鸿老师新作《要有光》是一部教育题材的非虚构作品，我们第一时间就买来看了。读完以后，我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是一口气看完的，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因为《要有光》里的案例之真，几乎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要有光》有着梁鸿老师一以贯之的作家责任感与社会关切，它关乎青少年如何成长，关乎今天我们如何做家长，更关乎究竟何为良好的家庭教育……梁鸿老师再一次用非虚构的光芒照亮那些深藏病灶的角落，“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非虚构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依托大量坚实、生动的田野调查案例，读者能同时与不同身份、不同角色、不同处境的人物相遇，听他们讲述自己切身的心路历程，从其中获得强有力的情感共鸣和理性反思。《要有光》中，故事场景在不断转换，讲述视角持续变化，不变的是，无数个体的声音汇聚成一道醒目的光，照见家庭教育长河中的险滩与暗礁，也启发家长、教育从业者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思考：人类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如何才能健全、自由、富有灵性地成长。
内心有广阔人间，写作也会变得宽广而深远
记 者：梁鸿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的《要有光》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您第一时间看到结果公布的时候，正在做什么？那一刻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
梁 鸿：当时正在看书。看到结果后，当然非常开心。第一感受就是非常荣幸，能和鲁迅先生产生某种联结是我非常大的荣幸，它意味着我精神内部的某一部分得到了肯定，那是我一直在追寻的。我想起鲁迅先生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不单单是一种思想境界，也是我们创作和思考的基本起点。它意味着，当你的内心有广阔人间的时候，你的写作也会变得宽广而深远。
记 者：《要有光》的创作动因是什么？是否也首先基于您作为母亲、面对孩子教育的经历？
梁 鸿：确实，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动因是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我也在面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也是这些矛盾使我意识到我们总是过于简单化地判断孩子，而忘记了背后复杂的生成和生命本来的意义。这时候，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本能就发挥了作用。我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家长越来越关注孩子时，孩子却在“生病”。我想探究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记 者：“阿叔”是书中第一部分很特别的形象。他是一个很有洞察力和同情心的人，也是家长和孩子之间沟通的桥梁。他务实的心理咨询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了一种对话与交流的平台，也是读者能在这部分看到的“微光”。您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人物的？背后有什么故事？
梁 鸿：“阿叔”是我无意间遇到的一个心理咨询师。他同时也是一家补习中心的负责人。雅雅在网上和我联系之后，我就去“滨海”找她，她带我认识了“阿叔”，去了他的补习中心，同时也认识了书中的敏敏、铁子和许多家长。他本人非常热情，欢迎我的到来，尤其是关于心理咨询的观点，一上来就旗帜鲜明。譬如他说：“与其把时间花在顽固不化的家长身上，不如花在孩子身上。”这里面固然有调侃，但同时也是他多年来做心理咨询积累下来的一些切身感受。我会和他“辩驳”，一方面确实有困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相处非常轻松，能够很好地了解彼此。
除了他的专业知识之外，他对待孩子非常热情、投入，也很包容。这是我最为欣赏他的。我认为，这种赤诚以及对孩子的无限耐心，很多时候远比家长做得更好，也对孩子有非常大的鼓励作用。
记 者：从对“我”到对“我们”的关注，体现了您作为作家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筹备创作这本书历时多久？您为这次创作做了哪些方面的田野调查工作？
梁 鸿：正式的调研和写作差不多将近三年时间。但在这之前，我一直持续关注这一现象，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聊天访问了一些家长，并且在看相关方面的专业书籍。
《要有光》的工作体量远远超出了我的设想。我走访了很多城市，采访了很多孩子、家长、老师、学校、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也包括一些相关的民间机构。每到一个地方，我像以往一样，也尽可能住下来，和我的采访者一起生活。这首先需要时间的长度。其次，还有巨大的精神压力，在面对孩子的创伤和精神困扰时，面对家长的痛苦和纠结时，我也被带入进去，情绪有很大的波动。但好在都走过来了。
文学要打开新的情感空间，让真正的光照进来
记 者：书中，您将“滨海市”“京城”“丹县”等不同地域的故事情节穿插并置，用自述、独白等方式，让主人公们自己发声。与“梁庄三部曲”相比，您的笔触更显冷静克制，少了启蒙主义视角，但读者能从其中读到您潜藏于文字之中的深深共情。能否谈谈您的创作想法？
梁 鸿：《要有光》我想更多地敞开内部，让读者听到那些“生病”的孩子在怎么想，家长在怎么想，老师、校长、心理咨询师和医生在怎么想，通过对不同层面的敞开，让读者感受到人物之间彼此的心声，进而达到相互“看见”。因此，我尽可能冷静地去呈现每个人的状态及内心所想，不让我的情感干扰读者的看见和理解。所以，我一开始就非常确定我要用“非虚构”的方法来写作，要尽可能呈现出更深广的真实。同时，“我”尽可能后撤，采用第三人称客观视角，以呈现为主。以三个不同空间作为基本结构。这是我在采访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的，虽然是同一个问题，但背后的原因却各不相同。
记 者：“京城”部分描写的是“海淀妈妈”的“鸡娃”故事。这一现象和与之相关的群体太有代表性了。石一枫就此写过《逍遥仙儿》，用比较戏谑的小说笔法写出啼笑皆非的“闹剧”。陈楸帆也说过海淀教培是特别好的科幻现实主义素材。您在书写这部分的时候，语言风格和主体介入与其他部分的冷静克制不同。您是否会酝酿与此有关的小说创作？
梁 鸿：可能确实会有不同。和第一部分“滨海”的旁观冷静、第三部分“丹县”的某种沉痛不同，第二部分“京城”更为故事化和细节化。这与我自己也是位海淀妈妈有关，距离太近。我熟悉家长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状态，也非常熟悉家长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和其中一些家长有更为日常的交往。这样，叙事性自然就更强一些。
所以， 第二部分我是用家长的视角来写的，因为有感同身受的一部分，写起来更自如，同时，也更能够体察家长的内心逻辑，能够写得更深远一些。不过我暂时可能不会进行相关的小说创作，但也说不定就有新的灵感。这方面，我不会过早地下结论。随着生活的行进慢慢看吧。
记 者：从小说《梁光正的光》到非虚构《要有光》，“光”是您创作中非常重要的意象。您能否谈谈选用这个书名的意图？
梁 鸿：哈哈，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倾向，这还是读者告诉我的。其实，《神圣家族》第一篇就是“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也是光。我想我确实非常渴望光的到来。《要有光》也是一样。我呼唤光，想让光照射在孩子身上，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光亮以及生命的愉悦。同时，我也呼唤家长和社会要有光。正如书中一个孩子所言，“妈妈，你得继续学习”，我们要继续学习，让自己坚强、勇敢、富有思辨力，这样，你身上就会有光，它会给孩子一个有力的支撑。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思考并有所行动，哪怕往前只是一小步，所有人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空间，给孩子们以庇护和照耀。
记 者：《要有光》出版后，在教育圈引发的震动尤为强烈。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让读者目睹“发生了什么”，更在于以文学的方式追问“为何会这样”。写完全书，您对如何以爱与理解介入家庭教育这一话题，是否有了更深的感悟？
梁 鸿：是的，有很多家长会和我分享看完书之后所产生的巨大震动，并因此开始思考自己以及思考如何对待孩子。而一些老师读完书之后，会分享给家长，组织讨论会去研读这本书。我想，文学的作用不在于给事情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努力思考并书写事物的复杂性，它需要从人类总体情感的角度打开新的空间。这样，才有真正的光照进来。家长们或许非常需要确定的方法，但是，当真正读完这本书之后，当意识到问题并不单单只是教育方法有误，而是情感和认知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非常认真地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思考“为何会这样”，思考究竟“何为爱，何为生命”。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波澜壮阔时代的缩影
记 者：书中刻画了当代家长在教育内卷压力之下的种种失误，足以让身为父母的读者心头一紧。然而，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做父母。您在书中也坦然呈现了家长——尤其是妈妈们——在婚姻、家庭与事业中的脆弱与无助。关于这一点，您在写作前后是否有不同的感受？
梁 鸿：在动笔之前，我可能对此有所体会，因为我也是一名女性，一个妈妈。但是，只有在深入调研，在走访了很多妈妈之后，我才发现之前的体会只是最表面的一层。我看到很多“悲伤”的妈妈，她们带着孩子四处求医，也经常因为孩子“生病”而崩溃，会和孩子、丈夫歇斯底里。从表面看来，她们是非常不讲理的、疯狂的人，而且孩子生病之后，很多丈夫嘴边随时挂着一句话：“都是你把孩子惯坏了。”但从来没有人追问：“为什么不是爸爸把孩子惯坏了？”可能在大部分中国家庭，都是妈妈在陪孩子、管孩子学习以及各种事务，所以，出问题了自然是妈妈的责任。而家庭，其实是一个共同体。如果爸爸看似在而实际上又很少陪伴孩子，如果爸爸不和孩子认真对话，那么，妈妈的工作就会极为密集且无人替代，时间久了之后，自然会变形或失衡。一个焦虑的妈妈背后往往有一个失职的父亲。
所以，整个调查过程其实也是重新认识家庭结构以及它的重要意义的过程。它使我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也更加多元。这样，虽然判断少了，但关于事情的复杂性和思辨性却更多了。读者会更多地去思考，而不是简单地谴责或认同。
记 者：从博士论文《外省笔记》到非虚构“梁庄三部曲”，再到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神圣家族》，直至新作《要有光》，您以学术与创作的双重路径不断重返自身、重返故乡。每一次回归，都激发出新的问题意识，释放出精准切中时代症结的表达力量。能否请您与年轻读者分享，如何理解个人经历、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张力？
梁 鸿：自身经历非常非常重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面貌和精神状态，作为时代中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值得书写的，内部也都是波澜壮阔的。我们要珍视我们的经历以及这一经历所包含的内部空间。要认识到经历的重要性及其特征，则需要相应的思想能力、足够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情感的体会能力等。所以，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生成的过程。
记 者：其中存在着个人经验与大时代经验转换及其有效性的问题。包括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笔写下自己的故事，也有青年学者将个人经历种种症结诉诸学术研究，“把自己当作方法”。您认为，如何能将这种写作和研究推向更宽阔和更有生命力的地带？
梁 鸿：任何个人经验里面都包含着时代性。你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写好，自然就是时代生活某一部分的呈现。像王计兵、胡安焉等人的作品，既是关于个人生活的书写，同时也是对中国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层面的书写。“把自己作为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作为观察的起点和思考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它是我们思考生活和这个世界的开始，是一个扭结着的、运动着的点。我们通过探究这一“运动”形态去寻找相关联的存在，去理解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生活形态以及时代的精神面貌。自然，它就会有更富有思辨的空间和更鲜活的生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