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嵩昱
仡佬族作家肖勤以十余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历为底色，用小说构筑了一个既具地域辨识度又蕴含普遍人文关怀的艺术世界。从早期的《暖》《金宝》，到后来的《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去巴林找一棵树》，再到近期的《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廖崩嗒佩合唱团》，肖勤的创作轨迹清晰可辨。
倘若只以“底层写作”或“苦难叙事”的标签来框定肖勤，未免错失了她创作中更重要的维度。那是一条从物质书写通向精神书写的隐秘脉络，是作家在不同时代语境中对“人”的持续追问。回望肖勤的创作历程，其早期作品以展示生存之痛为核心，重点书写大转型时代个体的挣扎与不安；近年的创作则转向在物质难题相对缓解后，对高速发展社会中复杂人性的审视与打捞，并愈发关注个体的内心困境。这种转变并非创作上的断裂，而是其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在不同语境中的自然深化——当“活着”不再是最紧迫的问题，“如何活着”“为何活着”的追问便浮出水面。
乡村的希望同样值得被书写
肖勤早期创作中最动人的力量，来自她对基层生存困境的在场书写。作为乡镇干部，她长期与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外出务工人员等打交道。这种与写作对象“零距离”的生命经验，使她的小说具备了某种非虚构的质地。
《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十二岁的女孩小等与年迈的奶奶留守在家，等待外出打工的母亲归来。小说中母爱的缺席并不是道德批判的靶子，而是结构性困境的症候——母亲并非不爱女儿，而是被“怕没了奖金”和“照顾不了她那边的孩子”的双重压力所裹挟。这种“不得不”的处境，远比简单的善恶对立更具张力。小等最终在雨夜触电，看似偶然，实则是留守儿童问题被长期忽视的必然代价。肖勤以近乎克制的白描，让小等的孤独在细节中层层累积：反复拨打无法接通的电话，对着空荡的屋子自言自语，在病中幻想母亲归来。
《金宝》将目光投向另一个边缘群体——上访户。郑老四为了儿子金宝屡屡上访，却在利益链条的裹挟下耗尽尊严与健康。肖勤没有将故事简化为外在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冷静呈现了乡村社会在转型期的失序与人性的异化。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这类作品揭示了“保守、愚昧和贪婪等负面人格”如何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尊严的沦丧”。
值得注意的是，肖勤的苦难叙事并不止于“展示伤痛”，她总在绝望的缝隙中植入微光。《暖》中的村主任周好土和教师庆生、《云上》中不惜丢官的副镇长黄平等，构成了她对“好人”形象的打捞。这种处理方式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问题小说，具备了道德重建的意味。在肖勤看来，乡村的困境需要被看见，但乡村的希望同样值得被书写。
这一时期肖勤的创作，可概括为“时代阵痛中的个体微影”。她关注的焦点是：那些被甩出传统生活轨道的人们，如何寻找到新的道路。这种书写的内在逻辑是物质性的。而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和乡村物质条件的改善，肖勤的创作也悄然发生转变。
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镜子，更是勘探存在的探针
如果说早期的肖勤是在追问“人怎样才能活下去”，那么近年的她则是在追问“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心深处藏着怎样的秘密”。这一转变不只是题材上的简单更替，更体现了作家叙事伦理与美学风格的进一步嬗变。
首先，创作场景从乡村向城市延伸。《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是一个标志性文本。小说以台风登陆的南方城市为背景，讲述香道师与考古学者两个都市中产的精神困顿——“脑雾”的侵袭、记忆的混沌、亲密关系的疏离。人们面临的困扰不再是生存层面的匮乏，而是意义层面的迷失。贯穿全文的“猴子”意象，既是故事里的餐馆符号，更是人物内心焦灼的精妙隐喻。“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躁动的‘猴子’，所谓的天塌地陷，不过是自我世界的兵荒马乱。”这一精神内核，恰与肖勤的创作转向相呼应：从书写外部世界的“天塌地陷”，转向勘探内心世界的“兵荒马乱”。
其次，人物命运的逻辑从外部决定转向内部张力。早期作品中，小等、郑老四等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性力量的结果；而在近年创作中，人物的困境更多源自内心的矛盾与道德的模糊地带。《去巴林找一棵树》中，黄栀子的生活被疾病打破，她在绝境中被友情的温暖修复，但修复的过程并非外部拯救，而是内心对爱与善的重新确认。这种向内转的叙事策略，使肖勤的小说获得了心理现实主义的质地。
再次，对民族性的书写从风俗展示升华为精神寻根。《丹砂》中仡佬族的丹砂信仰，不仅是地域文化的点缀，更是一种精神秩序的象征。“奶奶是我们寨子里唯一不做庄稼活也不织布绣花的女人”，这种游离于世俗功利之外、执着于生命本源信念的存在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形成深刻对照，暗含对功利化生存的反思与批判。肖勤没有将仡佬族文化处理为供读者消费的异域风情，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观察世界的眼光——丹砂的红色不仅是物质的颜色，更是生命的底色、信仰的印记。
最后，叙事技巧经历了从“讲一个故事”到“经营一种氛围”的进化。肖勤早期的作品以情节推进为核心，近年的创作则更注重意象的营造与情绪的流动。《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中，台风、猴子、脑雾等意象相互缠绕，现实的叙事层与心理的隐喻层交织推进，显示出作家对现代主义手法的娴熟运用。她不再急于向读者讲述故事，而是让读者浸入一种难以言明的生命状态。这种转变意味着肖勤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镜子，更是勘探存在的探针。
保持对人的宽容与悲悯
肖勤创作的转型，可以视作时代变迁在文学领域的投影。从社会语境看，这一转型对应着中国乡村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跨越。在肖勤近年来的乡村书写中（如《迎香记》《廖崩嗒佩合唱团》等），乡村不再是留守与等待的悲情之地，而是充满活力的变革现场。物质的难题正在被解决，新的问题是：当人们不再为生存发愁，他们如何找到意义？如何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安顿内心？这些问题构成了肖勤创作的核心关切。肖勤并未放弃对乡村现实的批判性观察，而是将批判焦点从物质匮乏转向精神空虚。这种批判是一种深入乡村肌理的追问，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背景下，人的价值归宿何在，成为她作品中更为沉静也更为锋利的内核。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脱离基层行政职务后，肖勤的观察视角从政策的执行者转向人性的观察者，这使她能够跳出具体事务的局限，以更超脱的眼光审视世道人心的变化。行政经验带给她的，不只有对乡村问题的知情，更有对复杂人性的理解。这种经验上的沉淀，让她的创作始终保持对人的宽容与悲悯。
这一转型还可以放在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的整体脉络中理解。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之初，乡土文学的主流是“底层写作”与“苦难叙事”。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乡土文学正在经历从生存书写向心灵书写的范式转换，肖勤的转型正是这一宏大趋势的缩影。与同时代的其他乡土作家相比，肖勤的特殊之处在于：既不是乡村的逃离者，也不是外部的观望者，而是长期在场的叙事者。这种身份使她的转型具有内生性，是她对乡村变化的切身感知自然催生的结果。
肖勤的创作起点，源自她对部分写作者“猎奇化、片面化书写乡村”的不满，更源自她在十余年的基层工作中对黔北乡土的深度体认。她要书写一个被忽略、被误读却真实、鲜活、有尊严的乡村，这是一种源自生命经验的写作冲动，质朴而有力。今天的肖勤已经超越了代言者的角色，从《暖》到《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从留守儿童小等到困于脑雾的香道师，她的书写对象从时代的受伤者拓展为现代人面临的普遍困境，关怀焦点从物质生存上升到精神安顿，并更加注重在困境中呈现温暖叙事的可能，其文学世界也由此完成了一次重要跃迁。
肖勤从未放弃对边缘群体的关注，而是将这种关注转化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人文视角，当她说出“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躁动的‘猴子’”时，小等的孤独、郑老四的偏执，都已被她收纳进一幅更具包容性的心灵图景之中。她让我们看到，仡佬族的风俗信仰、黔北的山川风物、乡镇干部的日常忧乐，都可以成为点亮人性的烛火。地域在她笔下不是限制，而是通向世界的起点。当乡土中国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时，肖勤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不是退回田园牧歌的怀旧，也不是沉溺于对苦难的控诉，而是诚实面对变化本身。这种变化既包括乡村的变化，也包括自己内心的变化。在这种诚实中，文学获得了它的力量。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