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世奇

多年以来，作家徐可一直倡导“散文的古典美”，认为好的散文应该坚守中国古典散文传统，做到情、识、学三者统一。他近期出版的《既见君子：我们的良师益友》，正是这种新古典主义散文观念的有效践行。

关于散文创作中的“情”，徐可认为：“真情，是散文的灵魂，奠定了中国散文古典美的基础。”《既见君子》之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人物中选了这十位作为书写对象，是因为作者对他们每个人都怀着或爱、或敬、或理解、或认同的强烈感情。其中，《司马迁的选择》梳理司马迁的一生，聚焦其在人生转捩点的三次重大选择。对于司马迁忍辱含垢、发愤著书，力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悲壮抉择，作家深切地理解、共鸣。一位作家与另一位作家，隔着两千年的时光遥相呼应、相互致意。《启功夫子逸事状》用平淡的语言回忆启功先生的小事、趣事，从世人对大师的想象中努力还原出一个充满“活人感”的有趣老先生、一位可爱可亲的夫子。启功先生是徐可的恩师，徐可对启功先生感情深厚，对他的离世深感伤悼。从这个角度再去看这篇文章，就能体会出一种“以淡笔写深情，以乐写哀”的况味。《既见君子》以孔子这位“万世师表”开篇，以作者的恩师启功先生收束，也再次印证了后者在作者心中的情感分量。

关于散文创作中的“识”，徐可说：“写散文绝不能简单重复前人的观点，要努力做到或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新的角度、新的表达方式。”其中“新的见解、新的角度”便是“识”，也就是见识与格局。关于郑和，传统的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王朝不惜掏空国库以向世界炫耀国力的好大喜功之举；但这本书中的《郑和的海上和平之旅》却从郑和下西洋中看到了积极意义——与西方航海家“欲求新地以自殖”相反，郑和的七下西洋传递着“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思想。再如《李渔的起承转合》，一般观点认为李渔“善于逢迎，惯打抽丰”，属于“士农工商”中的“商”，文学史也把他视为背离“文以载道”传统、专注于文本娱乐性的通俗作家。但徐可对李渔则是设身处地地去体贴、去理解，认为他作为最早的职业作家之一，能够在生存、文学坚守与市场之间找到平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故将他列入“君子”之林。这一理解不苛责、不拘泥，非常具有现代性，充满仁爱之心。在对笔下人物的知人论世中，徐可做到了眼界开阔、见识通透，观点不同流俗。

关于散文创作中的“学”，徐可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底蕴，二是文学素养。就文化底蕴而言，徐可每写一位历史人物，都会亲赴其生活过的地方实地考察、感悟；在查阅文献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既要穷尽人物的生平与交游资料，也要精读传主的全部作品及相关重要文论。《既见君子》一书涉猎之广、引书之多，遍及经史子集各部——史部如《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明史》，诸子百家如《庄子》《中庸》《论语》《朱子语类》，文论类如《文心雕龙》《史记正义》《唐诗绪笺》《西清诗话》，小说笔记如《太平广记》《孔氏谈苑》《曲洧旧闻》等。作者学养之深厚、学问之广博，在当代学人散文作家中亦不多见，其读原典、溯本源的治学精神可见一斑。

至于文学素养，徐可力图让散文吸收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类文体的优点，不断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以《既见君子》中各篇的结构而论：写孔子，取法《论语》的体例，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想象并虚构出场景与对话；写李渔，契合传主的剧作家身份，将其一生结构为“起、承、转、合、尾声”五幕剧；写启功，着重其天真烂漫的名士风度，采用《世说新语》和古代“逸事状”的体例。作者努力让每一篇的形式与人物、内容相得益彰，做到一篇一个样，体现了其对散文形式的苦心经营与力求突破。

关于散文的语言，徐可一直秉持这样的观点：“读不读古文，运笔便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分、雅俗之分。没有读过《古文观止》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高层次的中国散文大家。”他的散文语言是质朴、典雅、淳厚、蕴藉的现代汉语——那是一种从文言文中淬炼、从故纸堆中浸泡、从诗词歌赋中熏陶出来的语言。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概括其风格，便是“雅正”。从这样的语言中，你能感受到作者深厚的旧学根基，感受到他为人为文的真诚，也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君子之风。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