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那年父亲21岁，母亲25岁。母亲连生了七个闺女两个男孩，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姐弟五个，我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弟弟是老小。

父亲中等身材，偏瘦，眼睛很大，高鼻梁，心灵手巧。每逢过年，父亲领着做手艺活，扎灯笼、龙灯，给亡人扎摇钱树、花轿等。

父亲对我的好，我很难忘记。那时候冬天格外冷，屋檐上的冰柱子冻得像细冰棍。我从外面回来，手脚都冻僵了，没了知觉。父亲正屋里坐着，我跑到他跟前，父亲攥着我的小手给我暖。那一刻，我觉得父亲和我很亲，感到幸福极了。还有一次，爷爷从河里钓了小鱼，奶奶做了小鱼汤。父亲给我盛在碗里的小鱼特别多，我知道他想让我多吃点鱼，心里自然高兴。吃完饭，我高兴地用粉笔在门上写下：爸爸，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您。

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没钱供我上学。母亲说，生活再困难，也要想办法让孩子念书。她陪嫁的衣服、首饰基本卖了补贴家用。为让我上学，母亲又把手镯卖掉，上街买了块格子布，给我做新裤子。我爱美，不想穿又肥又大的裤子，偎在母亲的身边，让她给我做合体些。我也去地里割麦蒿送到药铺，换钱当学费。

终于能上学了。我很争气，全班54个同学，每次考试我都名列前茅；每次作文课，老师都会在班里念我的作文，表扬我写得好。那个时候生活很困难，学校里发一个萝卜或半个窝头，我不舍得吃，省出来带回家，给父亲一小半，给母亲一大半。放学回家，我还要帮母亲干活，睡得很晚。第二天上学，我怕自己犯困，要么抹上清凉油，要么从井里打了水往头顶上浇，让自己打起精神来上课。我还是班里的文艺骨干，唱歌跳舞总少不了，每次有宣传队要上街表演或在大礼堂搞活动，我总是活跃分子。

可是父亲仍然反对我上学，希望我能帮衬着早点下地干活。母亲却支持我上学。

我们家连爷爷、奶奶、父母加姊妹四个（那时还没生我弟弟）共八口人，生产队里按人口分东西，在地里刨出来地瓜、萝卜，就地分给各户。一分东西，父亲先找母亲算账，埋怨她让我上学。母亲没办法，只好去学校里找我。一看到母亲来学校，我就知道又要分东西了。只好找老师请假，跟着母亲回去干活。

生产队里有拉马车的，好多人就把分的东西放马车上，让车夫帮忙拉回家。父亲是个老实人，他不会求人，只会自己出力，让我和他抬麻袋，有时候是土豆，有时候是地瓜、胡萝卜。东西重，我个头小，根本抬不动。杠子（相当于棍子，家里没有扁担）压得我肩膀生疼，我两只手托着杠子，跌跌撞撞往前走。实在挪不动步了，父亲才停下来休息会儿。

新学期开始了，老师让交学费。学费是两块七毛钱，可是贫穷的家庭，去哪里捞一分钱？全班都交完学费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父亲从来不会操心这些事，为难的只会是母亲。我去问老师：“交不起学费咋办？”老师可怜我，帮我出主意说：“你找生产队，去大队公社开证明，说明家庭情况确实困难，就可以减免学费。”

我只好自己跑到生产队找队长。队长和会计正在队里干活分地瓜，我赶紧帮他们往筐里装地瓜，一直等到全部分完，才和队长说明情况。队长和会计商量了一下，到办公室开上证明信，然后又去公社盖章。他们说，第一年比较麻烦，公社盖章后，再往后只从大队开证明就省事了。开上证明信，我又回到了学校，来回十里地，我连跑带跳，觉得开心极了。

可是这样也没能继续学下去。有一次，因为要去地里干活，父亲又和母亲吵起来了，说母亲不睁眼：“啥条件呀还叫她上学！”农忙的时候，家里实在要用人，父亲让我在家干活。我舍不得学校，偎在母亲的身边求情。母亲正拉风箱，我按着她的风箱杆，不让往里推，哀求道：“娘，我想上学，我要上学！”

母亲也掉眼泪，说：“咱家很难啊，没人干活挣工分，也没钱买书。你是老大，得帮着家里干活。”看母亲掉眼泪，我知道没指望了，心里难过，决定不去上学了。

班主任见我几天没去上课，亲自到家里来找父母谈话。我家是东西两进院子，父亲听见老师从正门进来，立即从北屋穿到院子，从侧门绕走了。老师来了几次都没能见上父亲。我的同学们也来叫我继续上学，说我学习很好，不上学太可惜了。这些都没能改变父母的决定。到了考试日，老师又打发班长和同学到家里来让我参加初中考试。我趁父亲不在家，偷偷去了。

考完后成绩在大街上张榜公示，大红纸，黑毛笔字，我的名字排在第13位。父亲看到了，回去说：“还有和你重名的，也叫高桂珍，考了第13名。”我和娘都不吭声，装不知道。

参加完考试还没等开学，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男方在外地教书，可以供我上学。这一点很打动我。1961年，我结婚了。此后，我爱人一直帮衬我们家。他每月收入41元，总要留出10元寄给我家。那时候，七毛五就能买一斤肉，一毛钱就可以买二斤半葱。后来他工资涨了，寄给家里的钱也逐渐增加，一寄就是十几年。邮递员问我母亲：“你有几个孩子在外地？怎么老给你汇款？”其实就是我爱人。后来他为了能多一些收入，转行去了外地煤矿，我随后也跟去。几十年间，除了写信和偶尔探亲，我和父亲之间的交往算不上多。我曾经写信请父母去山西住些日子，但最后只盼到了母亲，父亲不爱出门，说哪里也不去，再好也不去。

但是父亲后来还是来了我家。

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母亲已因病早逝。我们全家从外地迁回山东，在桓台安了家。父亲80岁那年得了脑血栓，不会说话，头都抬不起来，生活不能自理，夜里总尿床。在医院住了几天，弟弟不耐烦了。因他两口子都要上班，我的三个妹妹都给下一代看孩子，只有我和老伴没白没黑地在跟前伺候。

我和老伴商量：“咱们开上药，接父亲去咱家吧！”那时老伴已经退休，他懂些医学，为人善良、仗义，完全支持我的决定，就一起把父亲接到我家。为了方便照顾，老伴和父亲睡在一个房间，给父亲擦澡、洗身、理发、刮胡子，无微不至。他打听到一个偏方：一把木耳、七个红枣、二两瘦猪肉、三片姜，用六碗水泡，用砂锅熬成两碗水，每天喝可治脑血栓。于是就按配方煮，早一碗、晚一碗，平时也变着花样给父亲补充营养。父亲爱吃羊肉水饺，我就隔三岔五给他包饺子。每天，我都拉着父亲的手练走路，我往后退，父亲往前走。走累了，停下歇会儿。我想起父亲小时候攥着我的手给我暖，没想到老了，我们父女俩还能拉着手一起走。他面带幸福的笑容说：“没寻思能图你的力，享你的福了！”我说：“你养我小，我伺候你老，这不应该的吗！”

慢慢地，父亲的胳膊能抬了，腿脚也灵便了，可以下床缓慢地挪步，但走路还需要扶。我老伴教父亲用毛笔写字，每天练。

父亲很认真，我看他一坐到书桌前，就问：“又开始写啊？”父亲说：“俺老师（指我老伴）管得很严，得听他的。”练了差不多半年，父亲能自如说话了，也可以独立行走了。春节时，弟弟接父亲回到自己家，亲朋好友给他拜年，大家都很吃惊，想不到父亲恢复得比没生病前还硬朗，面色也红润了。

父亲自此对我态度大变。他总盼着我去。每次见我去，都笑眯眯地看着我，让我想起小时候他让我吃鱼的光景。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某丝绸公司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