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建明

今年7月中旬，我在西藏出差时，收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张欣的微信，告知我《郭齐勇文集（全9卷）》（以下简称《文集》）已经出版。回家后不久，我便收到了样书，沉甸甸的一箱。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仔细端详其整体装帧，发觉比之前在照片上看到的更为雅致。随后逐一翻阅各册，深感设计精美、编排精当，实在令人心生欢喜。编辑们为此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作为这个项目的牵线人，我感到十分欣慰，不禁回想起当初促成出版的因缘。

一

2022年9月17日，《中国哲学通史》（10卷本）新书发布会在湖北武汉举行。这套书由我策划，并邀请郭齐勇先生担任主编，历时15年之久方得面世，殊为不易。为此，我俩都格外高兴，分别代表作者方和编辑方作了深情发言。会议结束后，多数代表当日返程，我因胡治洪兄的盛情挽留，决定次日午聚后再走。治洪兄是老熟人，他早年曾任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后师从郭齐勇先生攻读博士，并调入武大，独立承担了《中国哲学通史·现代卷》的写作任务。次日的午聚中，治洪兄邀来了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孙劲松，两人在席间谈到正在整理郭齐勇先生的文稿，计划出版《郭齐勇文集》，然而如何寻觅合适的出版社，颇费思量。他们委婉地提出，能否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一是凭借合作出版《中国哲学通史》的机缘，二是看重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力量。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郭齐勇先生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确实到了总结其学术成就的时候。

之后，我将此事转告时任社领导，并阐述了出版这一项目的意义，大致有两点：其一，郭齐勇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代表性学者，尤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人所共知，出版其文集，既有传承学脉之功，亦具推动学术发展之效，必将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其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的主旋律，郭先生致力于国学研究与普及40余年，其诸多思想和观点精辟独到，有助于广大读者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而言，出版该项目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社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当即应允，随即与武汉大学国学院接洽，很快达成了出版协议。随后，国学院成立编纂组，全面展开文稿的收集与整理；江苏人民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组建编辑团队，精心编校。我虽未参与具体的编辑工作，但始终关注其进展，社里的编辑也不时向我反馈情况。如今这套书终于面世，实在令人欣慰。

平心而论，从出版周期来看，如此体量的项目，总计600余万字，能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完成，堪称高效。这一项目堪称编纂方与出版方精诚合作的又一典范，值得同类项目借鉴。

二

说到《文集》的特点，可用“体例允洽，内容丰赡”8个字来概括。所谓“体例允洽”，是指全书分类清晰、编集有序。书首载有《〈郭齐勇文集〉内容概述及编纂说明》一文，方便读者了解全书内容及郭氏学术成就；第一卷以《返本开新：郭齐勇自述》作为开篇，可令读者先行理解郭氏的心路历程与学术旨趣；专著、论文按内容和主题各自归类，眉目清晰；书后所附《郭齐勇先生年谱暂编》和《郭齐勇先生学术成果目录》，则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所谓“内容丰赡”，是指收录了郭氏迄今为止的主要学术成果，据编纂组总结，包括“熊十力与现代新儒学研究”“文化学与诸子学探讨”“出土文献与经学范式探析”“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家新研”及诸多国学普及方面的著论。由此，不能不说到郭齐勇先生的学术路向、学术风格与学术贡献。

郭齐勇出生于1947年，属于常说的“老三届”，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后提前一年考上硕士研究生，师从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位先生。继而留校任教，并随萧萐父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升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后一直在武大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哲学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等职。他的学术生涯，从研究熊十力起步，继而拓展至现当代新儒学。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激荡下，通过积极参与和研习，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全面体认。90年代后期，研究重心前移，对先秦儒学及出土文献、宋明儒学等领域全面展开，并因教学之需撰写出《中国哲学史》教材，贯通了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文化史，进而应我之邀，主编了10卷本的《中国哲学通史》，可谓集其学术研究之大成。

由此看来，郭齐勇的学术路向与传统主张的“由博返约”正相反，可以称之为“由约及博”。这当然与他的经历有关，但也构成了他的学术底色——始终充满问题意识。他所切入的近现代，正值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如何对待中华文化亦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熊十力及其新儒家以守成开新的态度卫护传统文化，显然给了郭齐勇很大启发，也使他始终关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现实意义。《文集》中收录的《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等著作，都鲜明地反映了他在此方面的心得，即使是《诸子学通论》《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一类的专论，也透着这种气息。

三

郭齐勇的学术风格，继承了前辈学者倡导的“三重”（即义理、考据、辞章）传统。重义理自不必说，这是他作为哲学史家的本色；重考据，典型地体现在他对郭店竹简等出土文献的研究中；重辞章，表现在他无论撰写学术专著还是通俗读物，行文皆无晦涩之感，这在当今学人中颇为难得。但更为难得的是他对中国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他立志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便以“温情的敬意”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既强调守成的重要性，又“好古”而不“泥古”，始终主张对传统文化“去芜存菁，作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这与某些激进的复古者或食古不化的迂腐者迥然不同。正因如此，在几次学术会议上，我听到郭齐勇的发言，都颇具敦厚君子之风。有人将郭齐勇归为“中道稳健”派的儒学研究代表人物，我认为是恰当的。不过我更愿意用“温情中庸”来形容他，这似乎更符合他所从事的专业及其个性。

对于郭齐勇的学术成就，《文集》编纂组在书首的《说明》中已作了较详尽的概括和论述，颇为允当。若从更为宏阔的视角审视其学术贡献，我认为主要有三：其一，以近现代新儒学为切入点，“扣其两端”（即上溯古代、下及当代），通过专题学术研究、中国哲学史教学及人才培养等工作，大力推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其二，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包括论辩），以及参与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特别是主编大型《中国哲学通史》，为确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三，通过举办国学班、创立古典学专业，以及开展各类社会活动，为国学普及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郭齐勇先生以博雅君子的风范，很好地诠释了孔子的这句话。我与他相识30余年，对其学问、人品深为钦敬，因此不揣浅陋，写下以上文字。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