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故事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叙事资源之一，历经千年流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价值符号。自唐宋以来，民间说唱、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不断演绎改编，形成了三国故事的民间叙事传统。清代乾隆年间，宫廷词臣奉敕将三国故事编撰为二百四十出的连台大戏《鼎峙春秋》，由此开辟出一种独特的宫廷叙述路径。由于《鼎峙春秋》体量宏大、集历代三国戏之大成，学术界多将其视为早期京剧三国戏的直接源头，而忽视了宫廷与民间叙事话语之间的差异。中国戏曲学院研究员李小红的新著《〈鼎峙春秋〉与京剧三国戏》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文本细读、文献互证与个案考辨，对三国故事的两种讲述路径进行了多维审视，证实《鼎峙春秋》与民间京剧三国戏属于两种不同的叙述体系，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学术误解。
《〈鼎峙春秋〉与京剧三国戏》既是清代宫廷戏曲剧本研究的深入推进，也开创了宫廷戏曲与民间戏曲比较研究的学术范式。该书立足于作者对《鼎峙春秋》的扎实研究，在系统解读其文本渊源、思想内涵、人物塑造等内容的基础上，运用校勘学等传统学术方法，从戏曲编创的多维视角，拆解了“京剧三国戏源于《鼎峙春秋》”这一百年学术成见。
早期京剧三国戏的代表作品，一为卢胜奎编剧的三十六本连台戏《三国志》，一为萧长华在卢胜奎剧本基础上改编的八本《赤壁鏖兵》。长期以来，学术界多认为这两种京剧三国戏改编自《鼎峙春秋》。作者依据原始剧本与多种史料，从文本差异、故事情节乃至舞台效果设置等诸多维度对此展开了系统性审视，运用比较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实证性文本分析，纠正了这一讹传。她提出，虽然《鼎峙春秋》和京剧《三国志》都与《三国演义》存在密切的文本关联，但宫廷与民间、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实则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故事讲述话语。
以《鼎峙春秋》为代表的宫廷文化，将三国叙事纳入雅正的昆腔戏曲体系，服务于“以蜀汉为正统”的礼乐教化，宣扬“三分归一”的大一统思想及仁爱、忠义等儒家正统观念。而京剧《三国志》则更注重插科打诨与武打场面的热闹等观赏性要素，语言通俗易懂，更多地体现了民间观众的审美趣味。作者的这一研究，既厘清了《鼎峙春秋》作为前代三国故事“蓄水池”的文本汇集功能，又揭示出其在“宫廷意识”主导下的独特叙事策略。同时，她对京剧三国戏生成过程中的民间文化基因及舞台效果追求，也作了深入的文本解读。这些成果为清代宫廷戏曲剧本研究、京剧文学及早期京剧发展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论启示，也为三国故事在当代的创造性改编与转化提供了有益范例。
该书在传统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将研究维度从单纯的文本比对拓展至戏曲舞台实践层面，关注演出效果、观众趣味、雅俗互动等更广阔的范畴。
首先，作者以《鼎峙春秋》与卢胜奎京剧《三国志》的关系为核心，聚焦于《投刘表》《襄阳宴》《马跳檀溪》《水镜庄》《取樊城》《三顾茅庐》等核心场次，从情节关目、矛盾冲突、舞台场面的冷热设置、人物塑造、细节处理、详略安排、曲词宾白等维度，与《鼎峙春秋》逐一比勘。这一比较不仅深度剖析了宫廷叙事中蕴含的“天命归一”“忠孝节义”等思想内涵，也对卢胜奎《三国志》的文本进行了全方位解析，拓展了京剧文学研究的边界。例如，对《投刘表》角色设置的分析，揭示了早期京剧行当齐备、分工细腻的艺术成就；对《襄阳宴》舞台指示的解读，呈现了民间京剧对热闹、紧张演出效果的追求；对《马跳檀溪》与小说《三国演义》语言文字的对比分析，展现了京剧剧本编创对小说文本的借鉴与重构策略；而《水镜庄》与《鼎峙春秋》语言特色的比较，则显示出宫廷戏曲注重雅正、民间戏曲偏向通俗的审美分野。
其次，作者围绕《赤壁鏖兵》系列剧目展开文本细读与全面比勘，逐一阐述《鼎峙春秋》与《舌战群儒》《激权激瑜》《临江会》《群英会》等经典剧目对同一故事的不同讲述路径。比如，同样是对《三国演义》小说的翻改，《舌战群儒》与《鼎峙春秋》在情节处理和细节安排上便存在诸多差异：《鼎峙春秋》因坚持蜀汉正统立场，大幅删减了曹操相关内容；而《舌战群儒》则对曹操的出场极尽铺排，设置热闹的舞台场面以吸引民间观众。再如《激权激瑜》一折，京剧依据《三国演义》进行了详细改编，而《鼎峙春秋》则删去大量情节，增加诸多新创内容，显示了宫廷对三国故事的创造性讲述。
总体而言，该书不仅厘清了雅部昆腔与花部皮黄之间的美学差异，也揭示了宫廷与民间在讲述三国故事时的双重路径：《鼎峙春秋》重思想教化而轻舞台效果，京剧三国戏则更注重故事的趣味性、情节的紧张感与演出的吸引力。
从戏曲研究的角度而言，该书为理解清代戏曲与政治的互动提供了重要参照。清宫演剧不仅是宫廷娱乐，更是清廷宣扬儒家正统观念的载体。作者通过对《鼎峙春秋》文本的剖析指出，剧本中刻意强化的正统思想、大一统观念及关羽崇拜意识，无不鲜明地折射出清代统治者在阐扬儒家纲常及仁爱忠义方面的文化策略，从而将戏曲研究提升到清代文化治理的整体格局中加以审视。同时，该书对京剧《三国志》及《赤壁鏖兵》的细腻解读与文本溯源研究，也是对京剧文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关乎早期京剧文本生成与艺术建构的根本性问题，为构建中国戏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扎实的案例支撑。
三国故事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鲜明的人物形象，成为中华文化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也享有广泛知名度。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命题下，对这一文化富矿展开充分挖掘，有助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