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赶时间的人》……近年来，一本本“素人写作”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点亮文学出版市场的一剂强心针。作为文学编辑，我对这股浪潮不可能视而不见。可到底什么是新大众文艺，“新”在哪里？“素人写作”的“素人”又当如何界定？某某作家算不算素人？这些问题在编辑群体中被反复讨论，结论却总是模棱两可。身处文学出版一线的我们，迫切需要答案。

幸运的是，在探寻答案的路上，我们恰好遇见了这部给予我们方向感的书稿。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是在选题论证表的栏目里。《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我对这书名的喜爱，是一见钟情式的认定。直到现在，在我们心里，它依旧是最完美的命名。

“劳者歌其事”五个字，浪漫而精确。它带着中国文学几千年的风骨，充满一种自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朴素力量。副书名“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则为它增添了另一重分量。一眼朴拙温热，再看清醒有力，合在一起恰好构成了全书的气质——真诚坦率中闪烁着理论的锋芒。

从第一轮的囫囵吞枣，到第二轮的比对斟酌，再到第三轮的细节确认，随着审稿的推进，我们愈发意识到这不是一本可以“快进”的书。它的理论密度和视野跨度，需要我们沉心埋首其间。

康德的审美批判体系被用作分析素人写作审美进阶的标尺；阿多诺的“星丛”概念被借来描述素人写作群体的存在形态；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与区隔理论被用于剖析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陷阱；该书还运用了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与“游戏”理论、施莱尔马赫对“松散的”与“严格的”阐释学实践的区分、斯皮瓦克的底层叙事追问、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对编辑来说，相比于理解这些理论的难度，更难的是它们被当作“坐标”来使用，分别对应着新大众文艺现场的一个个具体问题。核对引文只是第一步，还得细致判断每一个理论概念是否真正落在了中国文艺的现场。

卓今老师在书稿中调动的理论资源之广，超出了我们对一部当代文学评论著作的预期。她的历史视角同样令我们大开眼界：从《诗经》一路追到延安，再到短视频时代。我们面对这样的时间跨度，在“被扫盲”之余，还得慢慢捡起逻辑上的判断力——每一个历史节点上的“接驳”是否经得起推敲。

跨越了前两部分的理论逻辑高峰之后，“劳动者星丛篇”里的素人作家群个案则把我们推入当下文学的创作实况之中。弄懂理论是开始，面对作品是延续，我们在两个“战场”间马不停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部布满“学术黑话”的理论密林。卓今老师的写法恰如她自己所言：“文学理论不可完全通俗化，但学术传播可以寻找更有效的路径。”文稿中的她像一位左右开弓的刀客，一手用理论剖开现象的肌理，一手用案例托起具体的人。在高密度的理论思辨里，逻辑锐利；回到具体文本和具体的人时，笔调明显放缓，带着“歌”的韵律，让可读性款款浮出。

卓今老师提出的“大文学观”的四层结构——核心层（经典文学）、扩展层（大众文学）、融合层（跨媒介文学）、生活层（公共书写），是对我们选题视野的一次拓宽。我们早已习惯了在“核心层”里打转，关注纯文学刊物，关注成名作家，关注技巧成熟的稿件。但《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提醒我们，在其他层面上同样存在着优质文本。素人写作打动人的力量不在于技巧，而在于质朴坦诚的语调与情感。因此，在面对它们时，不能只拿同一把标尺去量，而要时刻保持对每个创作者主体性的尊重，珍重每一部拥有独特生命体验的稿件。

在AI内容泛滥的时代如何守住人文底线，《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同样给出了理论依据。“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捕捉到的细节”是AI无法生成的。在宣传推广文学作品时，不该过度依赖AI工具，而要回到稿件本身，寻找不可替代的“人的温度”。

新大众文艺是多重时代变量交织的产物，它的“生长性”也意味着“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卓今老师在《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中提出“宽容的文学批评实践”，主张给予新的文学实践以成长空间。这不但表明了理论姿态的转变，对编辑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回望审稿之初的困惑——什么叫新大众文艺，“素人”如何界定——这些问题或许并不需要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答案就藏在写作者质朴有力的文字里，藏在每一个从生活中打捞出的细节里，也藏在作为编辑的我们对每一部稿件所保持的敬畏与真诚里。

（作者系湖南文艺出版社文学图书部编辑、《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