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上海译文出版社《约翰生传》荣获文学翻译奖。看到公告的第一时间,我就把喜讯分享给了这本书的译者蒲隆先生。电话那头,老先生铿锵的声音里透着宠辱不惊的平静:“小顾,我老了,已没有精力表达太多。总之,能在这个年纪得到鲁奖的肯定,我很荣幸。”
这个“老”字让我再一次意识到,蒲隆先生今年85岁了。回想初次同他接触时,他已年过七十,加之读过他的不少译作,比如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从一开始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翻译家。大概是2014年的事了。彼时我刚进入译文社,作为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新手编辑,还谈不上出版规划和思路,自然的想法就是出版对自己影响深的作品。而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无疑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对于喜爱文学的英文系学生来说,塞缪尔·约翰生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以博学多才著称——是诗人,写有讽喻诗杰作《伦敦》;是散文家,文风堂皇大气,辞藻典雅奇崛;是小说家,著有至今风靡的哲理小说《王子出游记》;是传记家,一部《英国诗人传》将文学传记和文学批评完美结合;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编有《莎士比亚作品集》;是词典编纂家,法兰西学院由40位院士花了40年光阴才编成《法语词典》,约翰生却凭一己之力,用8年工夫编出了《英语词典》,为后世的词典编纂树立了典范。这样一位文坛巨人,无论在英国文学史上还是英语文化史上,都是无法绕开的人物。甚至在某些英国文学史著作中,约翰生活跃的18世纪中后期就被直接称作“约翰生时代”。
鲍斯威尔是约翰生的好友、门生。他的《约翰生传》堪称英语世界中最优秀的传记作品。同样为约翰生写过传记的英国学者约翰·韦恩说:“如果没有鲍斯威尔,约翰生还会是英国文坛上最著名的名字之一;但他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从来不会读一行他的作品的人知道他,那全是机缘在1763年5月16日星期一的下午把他带进汤姆·戴维斯书铺的后客厅与鲍斯威尔见面。”鲍斯威尔从23岁起便与约翰生成了忘年交,立志把这位文坛巨擘的生平一点一滴挖掘出来。这部传记按年份记述约翰生的生平巨细靡遗,尤其是约翰生充满人生智慧的谈话,200多年来令读者倾倒。
《约翰生传》的文学地位自然毋庸置疑,但当时发愿要出这部作品的中译本还有一个缘由:虽然《约翰生传》是公认的世界名著,中文世界里却迟迟没有一个完整的中译本,出版过的几种都是节译本,内容最多的也只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左右,况且专业性上也有所欠缺。译本缺位的原因倒不难理解:此书篇幅巨大,英文版基本在1000页以上,除了英语外,还涉及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等多种语言,以及政治、历史、法律等多门学科,意味着译者既要拥有出色的语言和学术能力,又要耐得住寂寞,具备非凡的毅力。
得知文学室的资深编辑冯涛老师已报过这一选题,译者正是翻译过多部重磅作品的蒲隆先生,我便自告奋勇“预约”担任此书的责编。蒲隆先生几乎不用电脑,与他联络一般采用两种方式:电话、写信。记得他当时说,他于2012年接受约稿,经过约一年时间准备,正以缓慢而有序的节奏逐步攻下这一巨著。预计成稿字数会超过100万。虽然早就知道蒲隆先生翻译依然纯靠手写,也对此书篇幅的浩大和体例的复杂有一定心理准备,但等2017年夏天收到全部译稿时,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一个巨大的纸板箱,打开是4000多页格子纸的文稿,上面用清晰的笔迹抄录了《约翰生传》的全部译文,包括数千条注释——这些,都是蒲隆先生的太太一个字一个字誊抄的。
收到这份在如今的时代即将或者说已经“绝版”的手写译稿后,我怀着激动又惶恐的心情着手编辑工作。蒲隆先生的译文主要根据牛津大学著名学者大卫·沃默斯利编定的“企鹅经典”版《约翰生传》(中文版的页边码便是企鹅版的页码,并保留了与每一个年份对应的约翰生的年纪),考据严谨,注解详尽,同时参考另一个当代重要版本“人人文库”版。两个版本互相参照、互相补充,将重要资料悉数插入正文与注释中。因为第一版校样是根据手稿录入的,尽管笔迹不难辨认,但还是出现了大量排印错误。核对这些信息花费的时间,不夸张地说,有几次令人心生绝望。蒲隆先生译书一向精益求精,他在译者的校样上又做了大量修订和补译。所以也可以说,这部稿子不仅是翻译了5年,而且在编辑的5年时间里,译者依然在不停打磨旧的内容和增补新的内容。算上附录,等2022年底1700多页稿子确定准备付梓时,字数已超过120万。
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约翰生的德行、才华和言谈让他结交了一大批杰出人士。他是“文学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文化精英,可谓群星璀璨。与此同时,该书也是18世纪英国社会风貌百态的实录。因此,一个优质版本的《约翰生传》少不了优质的插图。于是,我们又找来了第三个《约翰生传》的英文原版:出版于1901年的英国画家赫伯特·雷尔顿插图版。为了再现约翰生时代的伦敦的风土人情,雷尔顿专门为《约翰生传》配了百余幅黑白插图,而书中更是穿插了30幅重要人物的彩色肖像,让约翰生的交际圈更加直观地呈现在200多年后的中国读者面前。
译毕《约翰生传》后,蒲隆先生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译者序”,概述了鲍斯威尔是如何以“不朽之笔”传达出约翰生博士这一“不朽之人”的丰神的。就我个人而言,编辑《约翰生传》的5年里,有那么几次真的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样的时刻,在人生中很珍贵。
(作者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约翰生传》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