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卫东长期从事鲁迅研究。他在新著《鲁迅文学：20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中以“文学行动”的视野对鲁迅进行整体观照。我们知道，作为20世纪中国极为重要的文学家与思想家，鲁迅一直是现当代人文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围绕他的研究也形成了范式更迭的学术史。有的研究探讨鲁迅文学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关系，有的着重分析鲁迅作品如何成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还有的则转向对鲁迅个体内在世界的阐释。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鲁迅研究者逐渐放弃整体意识，在文本细读和材料研究上细耕，越来越专业化，但也呈现出碎片化倾向。碎片化的鲁迅研究缺少对鲁迅文学关怀的追问，也失去了与现实互动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汪卫东提出以“文学行动”的视野来构建一种“鲁迅文学整体观”就显得尤为必要。
著者的问题意识从追问“鲁迅文学”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学存在开始，认为鲁迅既不认同纯工具性的口号式写作，也不屑于带有商业消费色彩的消遣性写作，并且与西来的“纯文学”保持距离，“鲁迅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书中写道：“鲁迅不是以作品，而是以终其一生的现实行动，展现了‘鲁迅文学’的存在。‘鲁迅文学’是20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行动性’是‘鲁迅文学’的鲜明特征。在鲁迅这里，文学是介入现实、参与历史的社会行动，也是追问自我、冲决绝望的生命行动，是有限自我与大时代共存亡的方式，‘鲁迅文学’外在介入现实，同时内在切入自我生命，内与外相辅相成。”这就分析了鲁迅“文学行动”的“内”与“外”两个向度。这一整体观对于鲁迅研究的意义有二：一是将“鲁迅文学”还原到自身的动力系统中，遵循其内在逻辑，展现“鲁迅文学”的行动轨迹；二是打通内与外的通道，找到“鲁迅文学”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契合点，展现个人与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历史互动。
汪卫东用三次“自觉”和两次“绝望”具体描述鲁迅终其一生的文学行动。他认为，在与20世纪中国现实复杂互动的文学行动中，“鲁迅文学”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行动轨迹，经历了留日时期的“文学自觉”、五四时期的“小说自觉”以及20年代中期开始的“杂文自觉”，并经历两次绝望时刻，展现了内、外两方面都空前宏深的文学景观，拓宽了我们对“鲁迅文学”的理解。
在这一视野中，著者对鲁迅的生平、思想与文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具体说来，“文学自觉”是鲁迅文学行动的起点，弃医从文是其标志。对于弃医从文，中日学界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学者凭《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理解其内涵，而日本学者基于对“幻灯片事件”的质疑淡化其存在。汪卫东认为，对弃医从文的认定，依赖其背后有无成熟的思想支撑。他通过对鲁迅留日时期的五篇文言论文及《域外小说集》进行系统解读，揭示了其弃医从文背后自成系统的“文学自觉”。这是青年鲁迅对新的救亡方案、“新文学”及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独到发现。文学计划的挫折结合时代境遇，造成鲁迅归国后的十年隐默，这就是鲁迅的第一次绝望，其精神困境在S会馆时期达到顶点。鲁迅在S会馆隐默时，新文化运动兴起，在“金心异”的劝说下，鲁迅加入《新青年》，开始以现代小说的方式展开第二次文学行动，写作了《呐喊》。基于这一历史考察，该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作出新的判断，认为鲁迅20世纪初对“精神”和“诗力”的思考，在十年后的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中得到历史回响，因而弃医从文既是鲁迅个人志业的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
鲁迅五四时期写小说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在“文学行动”的视域中，这一选择成为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在著者看来，鲁迅十年后选择现代小说背后，含有“小说自觉”的内涵，这是对自我边缘状态和现代小说文体功能的双重认定。边缘呐喊的姿态需要小说的虚构性来隐藏自身，十年间沉淀的洞察也需要具有强大整合性的现代小说结构来容纳。《新青年》解体加上周氏兄弟突然失和，导致鲁迅1923年在创作上的不活跃。汪卫东将这一年的沉默视为鲁迅第二次绝望的标志。有了关于第二次绝望的界定，就有了对鲁迅后来写作《彷徨》《野草》以及杂文的新理解。在汪卫东的阐释中，鲁迅通过《彷徨》《野草》两部作品的写作，清理了自身的内在矛盾，尝试与悲剧自我告别。基于此，鲁迅“杂文自觉”的阐释也水到渠成。在以《彷徨》《野草》进行生命追问的过程中，女师大学潮爆发，鲁迅开始主动出击支持学生，杂文越写越多，形成了鲜明的“杂文自觉”。其杂文写作展现着对自我与时代本质的同时发现。
基于“文学行动”视野对“鲁迅文学”进行整体观照后，汪卫东又由此进行理论提升，提出“行动诗学”观。在他看来，“鲁迅文学”是“中西文学资源在20世纪中国之历史熔炉中融冶而成的新的文学存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具有独特性，刷新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鲁迅文学’的行动性指向一种‘行动诗学’的可能”，“有助于我们反思‘鲁迅文学’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重思文学的本质，重拾文学的价值担当。
这实际上为我们重新审视一些通行的文学观念提供了契机。很多人习惯于将文学视为以“审美”为核心的“语言艺术”。但这种理解远远不够。著者提出：“‘鲁迅文学’的行动性指向一种动态的和整体的行动诗学。行动诗学将文学视为人类实现本质力量的一种话语实践，关注文学发生的动机及其诗学实现机制，以行动沟通文学诸要素。”他甚至认为：“不是先在的文学性决定什么是文学，而是文学行动见证文学的存在，文学性是在基于理想介入现实的文学行动中不断呈现并更新丰富的。”基于此，汪卫东将创作者与世界的关系进一步还原为最基本的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进而提炼出“文学话语”不同于其他话语的特性——“整体性”“非确定性”和“否定性”。而所谓“审美性”，就包含在文学话语的非确定性中。文学话语是对世界的“揭示”，是对存在边缘的不断抵达。
“行动诗学”有三方面的理论意义：一是将文学由以前以“审美”为核心、归属于“文艺”的定位，还原到动态的独特的“话语实践”上，彰显文学的整体价值关怀及其独特实现方式；二是打破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历史中心和读者中心相互割裂的文学理论模式，“将以前文学理论分别以作者、文本、历史或读者为中心的静态、分散的研究，整合到以文学行动为整体对象的动态、综合的研究中”；三是凸显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之维，展现了鲁迅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主体性。
总之，基于“文学行动”视野的“鲁迅文学”整体研究及其延伸出来的“行动诗学”，有助于我们从更加宏阔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学在社会各领域的综合作用。
（作者系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