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奠基人、新中国舞蹈教育开创者戴爱莲诞辰110周年。这位生于异邦的艺术家，用一生践行着对“中国舞蹈”的追寻与守望。从《思乡曲》到《荷花舞》《飞天》，她既以舞蹈书写民族的苦难与抗争，也以舞蹈呈现中华文明的优雅与神韵。她心中那份建设中国舞蹈的执着，究竟从何而来？在舞蹈创作日益多元的今天，回望戴爱莲走过的路，又能给当下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编 者

在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发展史上，戴爱莲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中国舞蹈事业的奠基者与先驱，她的艺术贡献毋庸置疑；她的人生经历，同样堪称传奇。

为舞而生，以舞寻根

1916年，戴爱莲出生在英属特立尼达岛的一个华侨家庭。由于祖父的小名叫“阿石”，加之广东话的发音特点，“阿石”被念作“阿萨”，岛上的英国人便以为这家华人的姓氏是“阿萨克”。“爱莲”则是英文名Aillien（爱琳）的音译。虽然生长于特立尼达岛，从小在英语环境中长大，但戴爱莲始终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

戴爱莲自幼热爱舞蹈，14岁时母亲带她前往英国本土，接受系统专业的舞蹈训练。在伦敦，她拜英国芭蕾舞编导安东·道林为师，道林的工作室很小，只能容纳6名学生，戴爱莲便是其中之一。此后在英国学习的9年中，她先后师从玛丽·兰伯特、玛格丽·克拉斯克学习芭蕾舞。现代舞蹈家玛丽·魏格曼的演出深深震动了她，随后她加入魏格曼舞团成员莱斯利·巴若斯古森斯在伦敦开办的舞蹈工作室，并在此开始了自己的舞蹈创作生涯。此后，她又加入恩斯特洛娣·伯克现代舞蹈团，并于1939年进入尤斯雷德舞蹈学校，更加全面地学习包括拉班舞谱在内的现代舞知识与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随着战火蔓延，尤斯雷德舞蹈学校无法继续运行，而此时的戴爱莲也已听闻中国的战况。虽然与“祖国”素未谋面，她却主动参加伦敦援华运动委员会的义演活动，并尝试通过各种渠道回国。1940年春，戴爱莲抵达香港，同年秋季从香港回到中国大陆，落脚于广西桂林。从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天起，她的生命便与这片土地、与这片土地上的舞蹈紧密相连，再未分离。

战火中寻舞，边疆上生根

1941年，戴爱莲与丈夫叶浅予抵达重庆。此后不久，她因身体原因赴港治疗，并在香港经历了沦陷后的逃亡，幸而有惊无险，最终顺利返回重庆。在动荡的岁月和旅途中，戴爱莲目睹了战争中的残酷现实：她看到被迫卖掉的女孩在买主家中挨打，由此创作了舞蹈《卖》；她遇到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们，于是创作了舞蹈《思乡曲》；她为游击队的不屈斗争感到振奋，便创作了《游击队的故事》《东江》等一批反映中国抗日军民战斗风貌的舞蹈。可以说，戴爱莲对祖国的最初认识，夹杂着战争的创痛与人民的苦难。她用舞蹈触碰“现实”，用艺术鼓舞斗志，她的作品既是对创痛的刻写，也是对反抗与斗争的颂歌。

1944年，应陶行知之邀，戴爱莲来到重庆育才学校，开办舞蹈组。在教授芭蕾舞与现代舞技术之余，她一直有一个愿望——寻找中国的舞蹈。这个愿望从她在英国学习时便开始萌发，回国之后愈发强烈而迫切。受时局所限，虽然在一些地方戏曲中看到不少舞蹈动作，但几乎没有见到过专门的舞蹈表演，这让她觉得自己尚未“寻访”到“中国的民族舞蹈”。当有人告诉她少数民族地区的舞蹈非常丰富时，戴爱莲迫不及待地想去了解和学习这些舞蹈。但鉴于战时的种种现实状况，身边朋友都劝她不要前往，唯有陶行知支持她的想法，并鼓励她去西康地区。

1945年夏天，戴爱莲和丈夫叶浅予、学生彭松从重庆出发，抵达成都，之后分别前往康定藏族地区以及川西北的羌族和嘉绒藏族聚居区，去“寻访”民间舞蹈。这是一段充满冒险与收获的旅程。同年冬天，戴爱莲回到育才学校，开始筹备“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演出。她在自传中写道：“这是我与藏族、维吾尔族同胞以及新疆办事处的朋友共同研究、合作完成的。不像以前创作的，内容虽是中国的，但用的是外来形式……这个晚会全部都是真正的各民族歌舞，我认为这是民族自尊的具体体现。”在戴爱莲看来，此前创作的《思乡曲》《游击队的故事》等作品，使用的是“外来形式”，即以现代舞为主的西方舞蹈语汇。虽然内容都与中国抗战和中国人民相关，但终究不是她心中所期望的“中国的民族舞蹈”。为了“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演出，戴爱莲编创了藏族舞蹈《巴安弦子》《春游》《甘孜古舞》《弥勒佛》，彝族舞蹈《倮倮情歌》，维吾尔族舞蹈《坎巴尔罕》，并重新排演了《瑶人之鼓》《哑子背疯》。彭松则依据在少数民族地区搜集到的民俗舞蹈，编创了《嘉戎酒会》和《端公驱鬼》。

1946年3月6日，“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青年馆公演。这次演出在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的文化界人士和广大市民纷纷惊叹于“边疆”舞蹈的魅力，不由感叹：原来中国还有这样美的舞蹈！一时间，“边疆舞”风靡重庆、上海、北平各大城市。作为晚会的主要编创者，戴爱莲“边疆舞蹈家”的称号不胫而走。“边疆舞”向国人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魅力，无形中激发了爱国热情，也打开了各民族同胞之间相互了解与欣赏的窗口。更重要的是，“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开启了当代中国民间舞蹈舞台化的进程。在此后的80余年间，正是戴爱莲那个寻访“中国自己的舞蹈”的念头，逐渐生长，最终形成了今天被称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舞蹈审美形态，在当代中国多民族的文化格局中，建构起一种独特的、以舞蹈动态为基础的审美符号系统。

创作属于中国的当代舞蹈作品

1949年后，戴爱莲的舞蹈事业进入全新阶段。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身）成立，戴爱莲出任校长。在她的主持下很快成立了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并仅用4年时间便排演了古典芭蕾经典《天鹅湖》，标志着中国芭蕾舞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除芭蕾舞外，戴爱莲更热衷于创造属于中国的剧场舞蹈形式。1953年，为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她开始构思一部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作品，选用了陕北民间舞蹈中“荷花灯”的素材。为使这一传统民俗元素更适应舞台呈现，她费尽心思。“荷花”本偏于安静，而舞蹈却必须“动起来”。戴爱莲思考：荷花意象如何产生运动？这种运动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它既不应是灵巧的跳跃，也不应是大范围的移动。她想到了“漂”——荷花生于水上，其动态理应与水流相似，正如一朵朵荷花漂在河面，既安详宁静，又充满生机。为呈现“荷漂水上”的效果，戴爱莲让演员以细碎的圆场步进行流动调度，并配合如清风拂过般的手臂动作。《荷花舞》中荷花高洁雅致的形象和温婉祥和的意境，与彼时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独特的呼应。该作品在1953年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荣获二等奖，中国舞蹈由此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关注与认可。

时隔两年，戴爱莲携新作《飞天》参加1955年的同一联欢节。与取材于民间的《荷花舞》不同，《飞天》的创作灵感最初源自京剧《天女散花》中的动作。为了让这些戏曲舞蹈语汇更丰富，尤其是使长绸道具更具表现力，她想起了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她找来敦煌画册，挂满房间，日夜寻求灵感。为解决舞台空间的立体感问题，戴爱莲将原本设计的独舞改为双人舞，通过两位舞者间距的变化与动作配合，生动塑造出“飞天”的形象。她以卓越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让沉睡千年的敦煌壁画活生生地重返人们视野，而“飞天”形象也成为此后敦煌题材舞蹈创作中无法绕过的经典。

1994年，《荷花舞》与《飞天》被评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这两部作品不仅充满艺术魅力，也饱含着戴爱莲对中国民族舞蹈的深沉情感。她将无限的艺术创造力投入对民族舞蹈资源的挖掘中。她认为，中国的舞蹈资源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并希望这个宝藏能够显露出绝世的姿容，让世界惊艳。

一个纯粹的舞者，一颗向党的心

接触过戴爱莲的人都说她是一个性情中人，爱笑，直率。她聊天时哈哈大笑，喜欢喝咖啡，完全是一位在西方长大的海外华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海外背景的艺术家，却坚持在近90岁高龄完成自己的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人们眼中，戴爱莲是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是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中国舞协名誉主席，更是心系民族国家的爱国志士。然而，人们看得到的是她被历史铭记的人生，却看不到一个女性所承受的生命之重。

戴爱莲少小离家，自23岁回到中国后，便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人；她在战乱中毅然回国，却身染重病，病虽治愈，却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大浪淘沙，千帆过尽，随波逐流易，木秀于林难。戴爱莲的一生和所有人一样，充满了选择与曲折，她并不比任何人更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完成诸多创举，她只是更单纯、更执着。因为喜欢舞蹈，她年少远走，操着不甚纯熟的中文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学舞，数十年不停歇地将新中国的舞蹈推向国际舞台；因为心怀祖国，她为从未“谋面”的祖国奔走呼吁，不惧隆隆战火，尽己所能为抗战出力。晚年，她努力推动“人人跳”项目，希望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受舞蹈带来的快乐。

戴爱莲辞世时，没有子女继承遗产，她将全部财物捐赠给中央芭蕾舞团，而她全部的财产不过一套小公寓和不足百万的存款。戴爱莲的人生不仅是一位舞蹈艺术家的传奇，更是一个人怀着理想与信念坚定前行、热烈绽放的生命历程。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