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莫曲布嫫

2026年9月1日17时32分，玛拉沁夫先生在北京安静地走了，享年97岁。消息是《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当晚发的。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蒙古族作家、剧作家、编辑出版家玛拉沁夫先生溘然长逝。9月7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玛拉沁夫先生的告别仪式，我们这些后学有机会去送先生最后一程，我却不能……

读到消息的那一刻，我脑子里最先浮现的，不是文学史教科书里的条目，而是老舍先生的那句旧赠——“文坛千里马，慷慨创奇文；农牧同欣赏，山河丽彩云。”一个从草原上走出来的牧童，成了一匹文坛骏马，跑了将近一个世纪，如今蹄声停了。对他人来说，这是一位作家的谢幕；对我这个做学生的来说，是那座常倚常靠的山忽然远了。草原还在，只是空了一块，风声里全是回响。

行文之前，我已谨具唁函。“大师陨落，文坛同悲”——这8个字落笔时，我的手是抖的。这篇文字，不敢说是评价，更不是一篇客观的学术悼词——只是一个深受先生教诲与恩义的学生，想坐下来，慢慢地、老老实实地，把先生一生的某些片段讲给更多人听。

从牧童到“文坛千里马”

先生1930年8月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旗，就是今天的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幼时只断断续续读过几年书，可草原的风雪、牛羊、长调，养出了他最初的文学心眼。1945年12月，15岁的他参加了革命，1948年入党。战地和群众工作，就是他最早的“文学课堂”。我每次读到《茫茫的草原》里骑兵掠过雪原的那几段，总觉得那不是查来的材料，是从他生命里长出来的——雪灌进衣领的滋味，他真的尝到过。

1952年秋，他进入丁玲先生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深造，丁玲先生亲自担任他的文学辅导员。一个蒙古族青年，写出了一代名家的气象，这中间吃了多少苦，可想而知。他跟我说过自己年轻时卖掉朋友相赠的军大衣，换了蜡烛夜读。他的书架上有萧军，有惠特曼、杰克·伦敦、屠格涅夫，还有那位让他“震撼并被征服”的肖洛霍夫。我常想，正是两种语言、两种性情的相互淬炼，才成就了他笔下那份既自在清丽又深沉阔大的文气。

这些都是文学史里的玛拉沁夫。而我记忆里的玛老，还有另一副更亲切的面孔。本科时，我与先生的女儿童古丽珂同班。多少个周末，我跟着她一起“回家”。先生见了我，总是先冁然一笑，然后唤一声：“咱们的蒙古姑娘回来了！”——因为我母亲是蒙古族。就这一声，让一个离家求学的孩子，在京城有了个可以常回的家。先生的音容笑貌，如今都还在眼前。只是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这样唤我一声“蒙古姑娘”了……

大学时代，我一心想做诗人；毕业之际，又想考研深造。是先生，把我叫到跟前，殷殷地劝：回凉山去吧，回到你的故土，深入生活，扎根大地。我听了先生的话，携笔还乡，在大凉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后来我没能在诗坛坚持下去，转而走上了学术研究的路。可今天回头看，如果没有先生当年那番切中肯綮的指点，断然没有学生的今日。先生的胸怀、先生的见识、先生对后辈这份拳拳的护念之心，我是要感念一辈子的。

草原文学的开山与经典

我第一次真正读懂先生，是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开始的——1952年，这部作品登在《人民文学》的头条上。小说的种子，是先生在科尔沁草原做群众工作时听来的真事：19岁的牧民妇女塔姆，机智擒获了逃犯。先生没有急着落笔，4万多字的初稿，他一遍遍打磨，压到1.4万字才肯拿出来。《人民日报》当年盛赞这篇小说“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七十多年过去，我仍觉得这话没有过时：这是新中国蒙古族叙事文学的开山之作，“草原文学”的源头就是从这里淌出来的。

我私心里最偏爱的是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请卓别林看的，正是这部片子。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在新中国外交的场合里当了文化的使者——这样高的起点，何等难得。还有先生作词的那首《敖包相会》：“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唱了七十多年，跨过了民族，也跨过了代际，成了刻在几代中国人记忆里的旋律。每次在街头巷尾听到它，我心里都会轻轻一动：这哪里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印记，被唱进了整个国家的记忆里。

先生的代表作《茫茫的草原》，是我本科时反复重读的书。为了写好这部小说，先生搬回内蒙古，在察哈尔草原挂职深入生活，一住就是三年。小说正面书写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部队的历史命运——这支参加过开国大典阅兵的队伍，此前从未在长篇小说里得到过完整的艺术呈现。书里骑兵师政委苏荣的原型，就是那位言传身教的女军官乌兰。1962年，茅盾先生在万言长文里评先生：“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说实话，我对先生美学的那点领会，就是从这句话入门的。

《茫茫的草原》问世后一版再版，“养”出了好几部研究专著、多篇博士论文。吉狄马加先生在《玛拉沁夫文集》总序里说，先生的作品“是蒙古族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作为先生家的“私塾弟子”，我对此深有体会，也深以为然。

一个多文体织就的草原

先生的创作远不止于长篇小说。我粗粗替先生理了一遍，大约可以分成四境。

一是中短篇小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春的喜歌》《花的草原》《在暴风雪中》《歌声》《琴声》等30余篇，到新时期的《第一道曙光》《活佛的故事》《爱，在夏夜里燃烧》等10余部，量是惊人的。

二是电影文学剧本。《草原晨曲》《沙漠的春天》《祖国啊，母亲！》相继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1958年为了写《草原晨曲》，他干脆把户口和组织关系都迁进了包钢，夜里听见施工机械轰鸣，披衣坐听到天明。“这里从此不荒凉，钢城闪光芒”——这句歌词唱的，就是那个年代各民族青年一起建设边疆的豪情。

三是报告文学。1964年5月19日，《人民日报》整版刊出《最鲜艳的花朵——记草原英雄小姊妹龙梅和玉荣》。先生当时与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一位赵姓的记者正好在白云鄂博一带采访，听说龙梅、玉荣风雪护羊的事迹后，他们马上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专访。“草原英雄小姐妹”从此走向全国，后来又变成动画、连环画、舞剧，成了几代中国孩子共同的勇敢记忆。

四是歌词与散文。除了《敖包相会》，《草原晨曲》等歌词也广为传唱；先生的散文“行云流水般隽永清丽”，把他的抒情美学一路延续到了晚年。

贯穿这四境的，是先生对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自觉践行，还有他一辈子信奉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先生说过一句话，我咀嚼了许多年：“我向往追求的不是生活的文学，而是文学的生活。”照搬生活，文学就矮了；只有经过保留、过滤、提炼，生活才能长成文学。所以他的作品既有英雄的阳刚，又有内在的诗意。如今我彻底明白了：当年先生劝我“深入生活、扎根大地”，源头就在这里——他自己的写作，就是这句话一辈子的注脚。

一位文学制度奠基者的胆识

如果只把先生看作作家，我会觉得对不起他更重要的一面——他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的重要奠基者。

我最敬佩的，是1955年1月他写给茅盾、周扬、丁玲的那封信，当时他还不到25岁。先生在2015年回忆当时的那封信：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必然是多民族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必须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他引宪法“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据，谈到若忽视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文学的版图便不完整。那封信发出不到两个月，中国作协复信肯定——“你对于我国多民族文学工作的意见，是正确的。”随后，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协、文联普遍建立起来，文代会专设民族文学议题，十余年间全国作协吸纳了600余名少数民族会员——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次创作高峰，就这样被他的一封信推动了。我常想，一个20多岁的青年，能做出如此系统的论述，那是怎样的远见、怎样的勇气。

第二次是1980年。他眼看文坛复苏，少数民族文学却仍“一片沉寂”，再度提笔，直接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警示“如若落后一步，以后就会步步落后”。这封信同样获得批示，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举措：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创立，《民族文学》杂志创办……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二次高峰，由此开启。

先生长期主持《草原》《民族文学》的编务工作，做过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晚年还以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一手带出了各民族的众多作家。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这些荣誉于他，不过是多重身份的注脚。我更看重的是，他在创作与组织两个维度同时抵达的高度，这在当代中国文坛并不多见。而在学生心里，先生扶持后学的用心，与他为多民族文学奔走的志业，本来就是一件事：他比谁都清楚，一片草原的繁茂，靠的从来不是一株大树，而是整片草木。

2013年，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先生寄语文学后辈：永远敬畏文学、感恩人民、忠于祖国，“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写出惊世之作、警世之作、传世之作”。2018年，先生对新时代文学青年再次寄语：“文学是一个很可爱的职业，它使人们变得厚道、大气、勇敢、智慧。”我每次重读这句话，都觉得这既是文格，也是人格——先生自己，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证明。

玛拉沁夫先生的“草原意义”，不在形式的先锋，而在基础的奠定。

草原长调永不落

9月7日，八宝山，大家去送先生，可我去不成——只因行前早已定下调研行程。尽管万般无奈，但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次调研恰恰是去内蒙古基层。不论怎样，我固执地相信，先生的文学生命不会落幕。他曾自况：“莫悲落花白头翁，依旧文学美少年。”又说，“让中国‘草原文学’繁茂起来、成熟起来，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心血乃至生命去浇注。”

先生走时97岁。可《敖包相会》还在传唱，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还在滋养新的小读者，《茫茫的草原》还在被一代代学人重读、阐释。卡尔维诺说，经典就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我相信，先生最好的作品，正在走进这样的经典时间里。

玛老之风骨，山高水长；先生之恩情，没齿难忘。学生唯愿先生安息。我也会继续谨守治学之道，不辜负先生当年的殷切期望。童古姐姐节哀，家人们节哀……草原是先生的精神故乡，也是中国文学的一方沃土。先生自己说“我写了一辈子草原”——是的，他写了八十年，也把自己活成了一片草原：辽阔、坚韧、包容，且生生不息。

谨以此文，致我心中永远的家人——玛拉沁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