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黄尧走了。

2026年4月11日，这位新时期云南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0岁。消息传来，云南的山水仿佛静默了一瞬——那些他写过的边地、走过的小路、守过的茶花，似乎都在那一刹那间，又看到了他的背影。

我与黄尧的交往，始于1986年的丽江。那时我大学毕业分到云南省作协一年多，他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读书，未曾谋面。他从泸沽湖返回，我们在玉龙雪山下相遇。说来也奇怪，虽从未见过，我们却一见如故。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们成了相处最好的同事、朋友、兄弟。黄尧于1987年毕业返回云南后，曾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云南省作协主席、云南文学院院长。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云南的许多地方——大理、丽江、迪庆，参加滇西文学笔会，组织文学活动。他担任云南省作协主席时，我任副主席兼秘书长；后来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成立，他任会长，我仍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上是搭档，生活中是朋友——几十年如此，从未变过。

黄尧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说他“傲气”。第一次见他的人，往往会觉得这个人不好接近——白发飞雪，衣着挺括，坐在那里，气场强大到让人不敢轻易开口。有人向他敬酒，他谈兴正浓时也不过把杯子略举。但我知道，那不是傲慢，是一个文人骨子里的真性情。他对基层作者极好，对少数民族作者也是天生的亲切。那种亲切不是因为工作的热情，而是生命里长出来的东西——他曾在德宏山区插队务农多年，对少数民族有很深的情谊。

他选上云南省作协主席没几个月就退休了，由我主持作协工作，我们配合默契。大事我们一起商量，他一般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但有时工作被上级领导批评了，他都主动去承担责任。他就是作协的一棵大树，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后来到了报告文学学会，也是如此。特别是丹增同志到云南后，在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云南文学发展迅猛，有多人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

我们共同推动了湄公河流域六国主办的湄公河文学奖在云南省落地，举办了多届东南亚南亚文学论坛；申请专项文学创作资金，多数项目资金至今仍在沿用；创立云南省作家聘用制度，制定云南省作家职称评审条例……我们研讨昭通文学现象，建立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基地，创立滇东、滇西文学奖，举办西南五省一市鲁迅文学院作家培训班，推动五省区创作笔会的重启，争取到各项重要文学会议和奖项到云南举办。那些年我们努力做，但从不声张。

而作为一个作家，黄尧则是边地当之无愧的歌者。

1981年，35岁的黄尧在《边疆文艺》发表了《蛮牛的新寨》。那一年，新时期文学的大幕正在揭开，而黄尧的作品呈现的是鲜活生动的边地生活。《小说月报》的编辑的目光越过千山万水，注意到了这个来自云南的声音。此后，黄尧笔下的《黑蛙谷》《纳多》《江心岛》《荒火》等一一问世。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崇尚原始本真，讴歌人的生命力。有学者评价他是“文化型作家”，这话不错。他的文学是扎在云南土地里的文学，是从边地的风、雪山的水、村寨的火塘里长出来的文学。

而他的散文则另有一番风景。那年端午应约去他处。先品过桥米线，又喝他的陈年普洱，看他新作的书画，聊家常，谈古今，一坐就到大半夜。黄兄拿出几篇书写的随性小作，让我们欣赏。他腹中的锦绣与才气是按不住的，喷涌而出。书写的句子字字经得起推敲，端端正正用小楷笔誊在宣纸上，看着很是享受。他写的是记忆里的那些好时光——春日里的山茶花，冬夜的青钢炭，山野间的火把果，夏日里盛开的喇叭花。火把节年年过，卖花声岁岁闻，那些曾经寻常的日子，在他笔下全成了画。那一晚我们说了很多话，夜深了还不想散。黄兄的散文真是宝贝，比之他的小说，我以为是不可忽视的。可惜重视其散文的评述不多。

而他的古诗词又是另外的韵味。他写给为他做手术的医生的“大道健行借山景，野径觅幽怜弱花。真香一壶存冰玉，碧叶寸阴待丹霞”，把医者仁心写得入木三分。诗中的“大道健行”四字被唐似亮用作书写杨善洲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的题目——这部作品后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而他写给我的五言绝句更是精妙地写出了我当年的心境及工作生活上的窘态：“落叶喜树歌，夜半数蛙鼓。难得眠春晓，晨昏废读书。窗前有细柳，砚底残墨枯。翠湖旧小桥，荷影梦留露。”我当时的居所与翠湖仅一墙之隔。这数句诗里既有翠湖荷景，又有失眠之苦，还有与文学相守的心情，让人唏嘘不已。

去年看照片，在他北京住所的案头，文房四宝依旧整齐地摆着。他的手不抖，思路也清晰。在那个时空交错的季节，想起他那些写云南风物的文字，忽然就冒出几句以应和他：“春日山茶铺满街，夏日喇叭叫喳喳。秋日火把红遍野，冬日青钢笑哈哈。”应和的都是他写过的以及我们共同见过的昆明景致。

他这一生，写了云南的许多草木山水，也帮了许多写云南的人。那些文字和人都还在。

说到黄尧的文学，不能不提一个人——纳都。

第一次去丽江，是在1986年的暮春，结束了大理剑川县的增百致富工作队的帮扶工作之后。在剑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只要天气晴朗，站在剑湖边上就能望见玉龙雪山。当时大家约定，帮扶告一段落后，争取去丽江一睹玉龙雪山的芳容。彼时去丽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确实离昆明太遥远了。

坐落在丽江玉龙雪山南麓的玉峰寺，是丽江五大佛寺之一。寺不大，一院而已。西北垭口，可览玉龙侧峰。这里风景优美，一股清泉从寺后流过。小寺名传，皆因寺中有一株茶花，名“万朵山茶”，已有几百年历史。“有茶花的寺院很多，独此称奇，是因为有一位护花人纳都。”

这是我与黄尧第一次到玉峰寺。正是茶花盛季，万朵压枝，灿如云霞。一个喇嘛身量不高，话语不多，一身猩红长衲，腰间勒玄黄带子，在寺门前迎接我们，这就是纳都了。那年他已六十有余。在茶花映照下，面如古铜。而透着太阳暖色的浅笑，让人心生欢喜。黄尧与其相熟，纳都话渐多。那些年到玉峰寺的人不多。老朋友相见，他有问必答，在花树下，边喝他的雪茶，边听他讲茶花的逸事。

以后去丽江，只要有空，都会去看看，也不都是茶花季节，也不只为看花，就看树好不好、人好不好。那时，黄尧根据纳都的经历写了个短篇小说《纳多》。他嫌“都”音不如“多”音清亮，改了。小说收在他的第一个集子《荒火》里。他写纳多4岁被送到寺里做小和尚，写他背雪伺花——小小年纪背起高过头顶的红漆木桶，“爬过五百多蹬歪斜的石级”去取雪。以后他常年背雪，“十年之后的一个初冬，这株连理而生的茶花树突然爆出了3000多个花蕾”。黄尧写纳多，其实是在写一种精神——一个人用一生守护一样东西的精神。纳多毕生侍奉那株茶花，从孩童到老者，从青丝到白头。

1997年秋，黄尧携女儿上玉峰寺再访纳都。纳都佝偻着身子，翻出渍的萝卜蜜饯、种的葵花子和核桃让他带走，临别又让他带走一罐冬蜜。女儿问：“爸爸，这样的朋友你有多少？”黄尧心下出一禅语：“‘茶花仰面看’，止一人。”

2011年10月，我因参加滇西文学笔会来到丽江。结束后，黄尧和我在木祥陪同下又上玉峰寺。进得山门，旧寺依然，茶花树已在望，只是恰逢深秋，茶树少了一些青翠。寺院里干干净净的，有清扫过后的幽静。这时，看到走廊下一排花花绿绿的海报。正中有纳都尺幅僧装彩照，下方写着“丽江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为纳都九十五寿辰举行贺典”。我们愕然：“纳都还在？”一个女孩接过话头：“他就在那里！”

后来，黄尧再写纳都的《一峰一花一指》便到了我手中。这篇散文写的既是纳都，又何尝不是黄尧自己？纳都守着一株茶花守了一辈子，黄尧守着一方文学也守了一辈子。他们都是那种“不衰不竭，与时光相竞”的人。

而后几年，再到玉峰寺，纳都已经走了，享年99岁。如今，黄尧也走了！

黄尧一生出版五卷本文集，创作涉及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文化研究、文艺评论诸多领域。他的《生命的近似值》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世纪木鼓》获“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电视剧本多次获飞天奖。他始终扎根云岭大地，深情书写边疆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他为云南文学做的事情太多了——培养作家、组织活动、推动交流，桩桩件件，都是扎扎实实的。

但他留给我的，更多的是那些具体的、微小的、温暖的瞬间。1986年暮春在丽江的第一次见面，此后几十年里一起走过的山路、喝过的酒、谈过的文学，永远令我难忘。

纳都守茶花守到99岁，茶花还在，人走了。黄尧守文学守了近五十载，作品还在，人也走了。但有些东西是走不了的——就像玉龙雪山还在那里，万朵山茶还在那里。在云南的山水之间，在那些黄尧写过的文字里，在那些他帮助过的作者心中，黄尧一直都在。就像纳都与那株茶花——树在，人就在；文在，精神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