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买田阳羡”，意为辞官归隐，出自苏轼的“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每念此词，我总不禁想到，古称阳羡的宜兴，藏着怎样的一片山水，才能让这位有才华又能豁达面对困境的大文豪念兹在兹？大暑刚过，热气蒸腾如沸，蝉鸣密织成网，我携着半生敬仰，寻向他一再驻足的土地。
宜兴有座东坡书院，坐落于丁蜀镇蜀山南麓。白墙黛瓦在绿树浓荫的环拥里，透着古朴清幽。门楣上“东坡书院”四字，笔力遒劲，乃书法大师舒同的手笔。跨进书院的刹那，热浪被隔绝在外，只余满院清凉。青石板甬道逶迤，尽头是一汪泮池。古时“入泮”即代表入学，池上青石拱桥唤作泮桥。拾级而上，仿佛掀开时光的帘幕，看到当年书院学子的身影，从此踏入东坡先生的文脉遗泽。
飨堂中央矗立着徐秀棠所塑的苏轼紫砂像。先生长袍宽袖，右手握笔悬于半空，目光深邃，似有千古名句要从笔尖流淌而出。堂中高挂“东坡买田处”匾额，为清代宜兴籍吏部侍郎周家楣所题。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的东坡诞辰，本地文人士子都会自发会聚于该处，焚香诵诗，与千年前的先生遥相对话。
院内讲堂又名“似蜀堂”。堂内简洁素净，桌椅俨然。“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先生的教诲隐约仍在梁间回响。宜兴蜀山原名独山，苏轼到访时，见风景颇似故乡四川眉山，不禁叹道：“此山似蜀。”当地人听了，索性将独山易名蜀山。讲堂后的橘园，不大，却盈溢诗意。“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暇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此园即为纪念苏轼《楚颂帖》的意境而建，还原了他“种柑橘三百本”的田园理想。园内橘树郁郁葱葱，楚颂亭掩映其间。右侧的东坡井涌着汩汩清泉，相传为苏轼亲手开凿，至今清冽如初。
苏轼与阳羡的缘分，早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埋下伏笔。那年他与宜兴人蒋之奇、单锡同榜考中进士。琼林宴上三人同坐一桌，蒋之奇谈起家乡“溪山如画”，令苏轼心驰神往。把酒言欢之际，三人许下卜居阳羡之约。中榜进士时，苏轼年仅21岁，未必能料到这场年少约定会成为他半生的执念。北宋熙宁年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内，曾多次往来于宜兴与杭州之间。阳羡山清水秀，鱼米丰饶，加上绵延不绝的江南文脉，果然让他倾心不已。
宦海沉浮，苏轼一生数次在各地筹谋购买宅地，均未成功。直到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他从黄州贬谪汝州，途经宜兴，与蒋之奇重逢，追忆起二十七年前旧约，重燃了在此置买宅地的想法。蒋之奇鼎力相助，两人一拍即合。不过，在二人相逢和诗的《次韵蒋颖叔》一诗中，他写道：“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可见哪怕屡遭贬谪，对此时归隐，苏轼还是心有不甘。世事弄人。长途跋涉，加上旅途劳顿，幼子不幸夭折，令苏轼心灰意冷，这才决意将阳羡定作自己人生的“疗愈”之地。身为朝廷命官，他本无择居之权，经多次上表乞居阳羡，直至1085年后，苏家编户才得以正式落籍。
苏轼毕生执着于对文化的推广，不分地域。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他托田客筑室于蜀山之麓，始称“东坡书堂”，开启讲学授业之举。后虽因官职调动辗转各地，仍常惦着归来小住。穿行于这方他曾经生活、讲学之地，恍若得见那穿越千年的灵魂。他除了留下有形的痕迹，更种下无形的文化根脉。无数人喜爱苏轼，正是因他活成了大家所向往的理想模样，诗、词、文、书、画、美食无所不精，堪称才华“天花板”。散文《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兼具哲理与美感，流传千年仍被反复品读。他的诗词作品中，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也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涵盖人生的不同心境，能让不同的人找到精神共鸣。苏轼所代表的精神价值，早已超越文学艺术的成就，升华为一种融才情、生活与人格于一体的生命典范。
无论在朝在野，他始终关心民生疾苦。他在杭州任上主持修筑苏堤，为百姓根除水患。他在惠州引水利民，在儋州兴教开化。他也是个自带人间烟火气的人。他在黄州开垦“东坡”种地，发明的“东坡肉”到今天还是饭桌上的经典名菜。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的评价十分中肯：“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苏轼在宜兴有多位知己好友。单锡是他的莫逆之交。他每次来宜兴湖氵父都住单家，由单锡陪同遍游山水。据《宜兴人物志》记载，苏轼看中单锡的人品，亲自做媒把自己的外甥女许配给单为妻，结成一段佳话。苏轼也与和桥镇闸口乡永定村的邵民瞻交好。邵民瞻新宅落成时，苏轼前往祝贺，亲书“天远堂”匾额。后来，苏轼还从蜀中带来一株海棠，亲手种在邵民瞻的庭院中。此后，他每每与邵氏通信，必问：“海棠无恙乎？”邵氏则答：“海棠无恙。”弹指千年，海棠依旧，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宜兴民间，流传着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苏轼出资托邵民瞻在闸口买下一方宅院。移居前一晚，苏轼遇见一老妇在路边哭泣，便上前询问她为何夜不归家。老妇回答，由于她的不孝子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卖掉所居祖屋，故无家可回。得知自己购买的宅子正是老妇的祖屋时，苏轼不假思索就把购房合约焚毁，直接请老妇还家，也不索取所付之钱。毫不迟疑的善举，映照出的正是他才华背后，那颗深植于悲悯与仁爱的赤诚之心。
宜兴是我国著名的陶都，宋代时制陶技艺已十分先进。羊角山紫砂古窑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早期的紫砂壶残片。经考古证明，很多紫砂壶属宋中期之前烧造的。离丁蜀镇东坡书院仅一街之隔的蜀山古南街，是宜兴现存最为完好的明清古街，也是紫砂文化的发源地。苏轼好饮茶。相传，他在宜兴时，因嫌紫砂茶壶太小，且把手装在边侧，煮茶时易被烧黑、烫手，于是他照着灯笼形状捏出壶身，又仿房梁结构做出三叉提梁，别出心裁制成“东坡提梁壶”。但事实上，现存有确切纪年可考的最早的紫砂提梁壶是明代的吴经提梁壶。东坡提梁壶实际上是后人以苏轼的名义创制的，表达的是对他的缅怀和对其文化精神的传承。
遗憾的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遇赦北返途中，苏轼病逝常州，终未能实现“归老阳羡”的夙愿。一生之中，他的足迹遍及宜兴湖氵父、蜀山、善卷洞等地，留下了百余篇诗文，处处体现着他对阳羡这片土地的热爱与赞美。一生漂泊的苏轼对阳羡情有独钟。或许恰是在此处，他找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平静。书院碑廊里复刻的《楚颂帖》最是动人——“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笔锋跌宕如起伏人生，墨迹浓淡间，藏着他与屈原《橘颂》的千年和鸣，也藏着他对那片精神橘园的无限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