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9日，张岂之先生走了。

消息传来时，我怔了很久。虽然先生已是百岁高龄，虽然心里也隐约做过准备，但真的听到这个噩耗时，还是觉得不真实——恍惚间觉得先生只是又去伏案了，又去回信了，又在对哪位后生的论文提出朴素却切中肯綮的修改意见了。

我与先生的缘分，始于2015年。那一年，我开始负责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编辑出版工作。先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这个项目第一批立项的选题，于是我很快与先生取得了联系。

2016年7月30日，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的徐海带我去西安，到先生家中拜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他端坐在书房里，说话不疾不徐，目光沉静而有穿透力。我们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的编辑思路，谈了出版进度，也谈了一些学术话题。临别时，先生将那段时间陆续整理出来的《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初稿郑重地交到徐海社长手中，社长又转交给我。那天我接过书稿，感觉接过来的同时还有一份信任、一份憧憬、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时我尚未充分意识到，此后的数年交往，将成为我受用终身的精神旅程。

先生是江苏南通人，我是江苏徐州人；先生曾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我是南开大学毕业生。这两重身份，让我隐约感到先生从一开始就对我多了一份天然的亲切。后来，先生偶以“南开校友”“江苏小老乡”称呼我，每次听到，心里都生出一种莫名的自豪感。仿佛自己沾了这两重身份的光，便能离先生的学问与人格更近一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于2016年10月出版。先生对这本书的出版颇为欣慰，这确是一部凝结着他数十年学术思考心血的力作。在前期主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丛书”的基础上，先生接续探索，做了新的综合与提炼——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这十二个核心理念的系统概括，可以说是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系统、成熟的理论表达，也是他晚年重要学术创见的集中呈现。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先生见面的次数很少，但阅读书稿时带着学习和思考，自感与先生产生了很深的思想交流。文稿干净利落，极少需要大改，先生在核心理念的阐释方式、概念的界定角度、普及性表达的尺度把握上，都给了我很多启发。尤其令我感佩的是，书中这些提炼与思考，后来在“两个结合”的宏大命题以及新时代传统文化观的建构中，竟呈现出如此深广的呼应——学术研究的前瞻性与现实关怀之间，原来可以达成如此深沉的默契。先生让我看到，真正的学问从来不闭锁于书斋，它总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命题。

紧接着，我们又开始推进《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的编辑工作。这本书收录了先生数十年间与学界同仁及研究生的通信，内容涉及学术讨论、论文指导、学问心得等诸多方面。编辑过程中，我不断被那些言约义丰、切中肯綮的信件打动，也一直期待着有机会再次当面请教。这样的机会不久便来了。2017年3月，先生来南京参加学术会议，为编辑们做了一场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与意义”的讲座。那天讲座结束后，我有点冒失地提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先生提炼的十二个核心理念中有“日新月异”一条，我因与先生同为南开校友，便问他：南开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是否在先生提炼核心理念过程中产生影响？先生回答得很干脆：“没有。”他说，核心理念的提炼，关键在于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对问题的深入探究，不因个人经历而转移。但他随即又说，他对南开、清华都怀有深厚的感情。那次回答，让我对先生的“实事求是”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先生说“没有”时的那份坦然，与随后补充的那份温情，一面是学理的客观，一面是情感的真诚，这二者在他身上从不抵牾，反而相得益彰。

2017年12月，我参加在西北大学举办的《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发行仪式与座谈会。会上，我作为责任编辑介绍了编辑出版过程；会后，先生为我题赠——“这本书能顺利发行，其中有你的汗水，十分感谢”。先生的字写得刚劲有力，落笔之郑重让我感动。我捧着那本书，觉得它已经不只是一本出版物，更承载着一位前辈学者对后学编辑的尊重与肯定，那份情意比任何奖掖都来得珍贵。

此后几年，我又数次拜见先生。2018年12月，先生应邀到无锡参加首届江南文脉论坛，我恰好承担部分会务工作，自然到先生房间拜访，先生坐在没有靠背的沙发上，饶有兴致地与我谈了很久。2019年7月，全国书博会在西安举行，已任凤凰传媒总编辑的徐海老社长又带我到先生家中拜访，先生和弟子方光华教授、弟子兼助手陈战峰博士与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2020年7月，时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梁勇带队，徐海老社长又带上我，利用出差西安的机会到先生家中拜访。每一次见面，先生都精神矍铄，谈兴甚浓，话题总不离学术与教育。

在这些交往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先生的多重风范。

作为一名学者，先生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泰斗，是“侯外庐学派”的承前启后者。但他最令我敬服的，还是他处理复杂学术问题时的思维方式——他总能以极快的速度抓住问题的关键，用最朴素的语言点出症结所在，然后给出明确的解决路径。这种能力不是靠博闻强记就能获得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学理训练与问题意识。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数次就相关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每次都是寥寥数语，却能让我豁然开朗。

作为一名教育家，先生一生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带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团队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500余名。《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最直接地体现了他指导学生的风格——每一封回信都极具针对性，不说空话，不绕弯子，用最朴素的语言指出问题、指明方向。他常说：“学者要成为社会的良心、良知，就必须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它让我明白，学问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而是对时代、对人民的回应。

作为一名仁厚长者，先生给了我太多温暖的记忆。他叫我“江苏小老乡”，关心我的学业进展，询问我的工作情况，还鼓励我把博士论文做完、做好。那种亲切，不是客套，不是敷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后辈的关切。每次拜别先生，他都送到门口，一再叮嘱“路上小心”。2020年底我调离江苏人民出版社，此后再未到西安拜访，原想等工作稍稍安顿下来、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后当面去给先生汇报——如今这已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先生还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是他作为学术组织者的领导风范。2017年12月那场座谈会的组织安排之周到细致，令我至今难忘。从议程设置到人员协调，从场务布置到接待安排，一切都井井有条。先生是这场活动的主心骨，其威望与举重若轻的气度，让我想到南开的“公能”校训——那种“能”的力量，那种把复杂事务组织得妥当周全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大学问。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先生之所以能成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灵魂人物，之所以能带领团队完成《中国思想学说史》等鸿篇巨制，靠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远见，还有这种扎扎实实的组织协调能力。这种“能”，与他的学术成就合在一起，正是一位优秀学者最完整的写照。

从2015年到2020年，我责编了先生三部著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每一部都让我对先生的学问与人格有了更深的理解。先生给予我的教益，足以照亮此后漫长的岁月。他教给我的，不只是如何编一本书、如何写一篇论文，更是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

先生走了。但我总觉得他没有走远。

那本签名题赠的书信选，仍在我的案头。“其中有你的汗水，十分感谢”——每当我看到这句话，就仿佛又见到先生坐在西北大学的书房里，戴着老花镜，握着笔，认认真真地写着什么。窗外是西安的梧桐，阳光从叶缝间洒下来，照在书桌上，照在那封即将寄给某位学生的回信上。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清芬远绍，永沐后学。

（作者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