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办刊47年来，一直秉持“以文会友”的传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部每年都会邀请一大批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来江西采风。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美好友谊，多在山水间缔结。近年来，依托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实施的“名刊重塑”工程，《百花洲》应时而动，接续传统。去年，我们重启了中断35年的庐山笔会。为呈现文学景深，编辑部特意制作了一个小册子《共攀文学名山》，收入作家当年来庐山采风的照片与作品。这份珍贵记忆，仿佛时间赠予大家的一件特殊礼物。作家们的才情和真性情都在“栉风沐雨，咏而归”的过程中得到真实释放。这次《百花洲》策划、编发的两部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也可算是近几年刊物与作家美好互动结下的硕果。

一

艾平老师的作品我早就读过，不可谓不熟悉。她的作品《隐于辽阔的时光》获鲁奖提名后，愈发引起了我的关注。她的草原书写，不仅有草原人的生活，更将迁徙、离别、相逢的种种际遇，汇聚成深沉的人间悲欢。草原在天地之间，也在人心深处。带着文字里的共情与共鸣，我想我一定会遇见这位散文作家。

2023年秋天，《百花洲》联合《人民文学》在江西安远举办生态文学笔会，艾平在受邀之列。她从呼伦贝尔来江西，须辗转飞机、火车、汽车。这一趟下来，大家各有收获。但我只字未提组稿的事。作家愿意把稿子交给编辑，凭的是一份信任，这份信任，是需要时间来建立的。巧的是，没过多久，《人民文学》在泸州又举办了一场采风活动。我平时也写点散文，编辑之余的这点爱好，倒也让我有了结交四方朋友的机会。没想到艾平也来了，大家走了很长的路，终于在一个陌生地方相见。因为上次交往得非常愉快，这次就更是熟络了。一路上，我们各自抒发自己的观点，很多话只有在相似的精神场域中才能心领神会。

那天早上，大雾弥漫。我们登上当地的一座碉楼，四野平畴尽收眼底。登斯楼也，则心旷神怡，心境和环境对上了，艾平的书稿随之而来。从此以后，我们除了谈文论艺，也开启了一种合作模式。作家的使命是创作，表达“我”的发现，向读者传递真善美。但作品在人间的路，是需要编辑来规划的。艾平的作品两次获得鲁奖提名，可每次都擦肩而过，她内心的复杂，我能体会。也许上天有意如此安排，只为了成全这段缘分。我知道，这时候有一个人为她鼓劲、呐喊，是多么重要。

好作品既要有好时机，也要有妙创意。这个创意，既在作家，也在编辑。艾平写草原和别的作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是在草原上用一根针挖一口井，她熟悉草原的春夏秋冬，青草和白雪覆盖的大地，展示出自然温柔与残酷的两面。几十年春花秋月，艾平在草原上驰骋漫游。我想约她的稿子，无非希望读者在文字中看到一个草原人满怀深情的内心。

眼高方能望远。草原题材的书写，精准回应了近年来生态文学、边疆书写等社会关注热题，只有让个体叙事与国家话语同频，文章应时而作，才能获得更大的传播力与评价势能。而创意的妙与不妙，关键看编辑是否能够精准地把握作品的内核；作品在编辑的心里，有，还是没有。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每隔几日，我们就会通一次电话。这位既是文友也是作者的知心大姐，创作动态被我实时掌握。《百花洲》向来有一个好做法，就是书刊互动。杂志作为前沿阵地，是汇聚作家资源的平台；而出版则是产品线的延伸。20世纪80年代，《百花洲》因此衍生出“百花洲文库”等现象级书系。为了给《天生草原》预热，扩大读者的覆盖面，《百花洲》率先刊发了书里《阿哈的金牌》《雪无止境》等文字。两篇散文随即被《新华文摘》《散文海外版》转载。好作品在人间的路是漫长的，这也给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不仅需要有一双慧眼，也要有带作品到人间旅行的能力。《天生草原》出版以后，书评、宣传视频、各种媒体的推介铺天盖地，目的只有一个——让作品持续发光，增强作品在业界和读者中间的影响力。

二

刊物不仅仅是一个窗口，一个展示作品的舞台，也是连接友谊、让作家走向更广阔的文学天地的桥梁。几乎在同一时段，因为“时代气象 中国精神”重大文学创作与出版工程，我与作家胡性能在文字上有了交集。他入选该项目的作品是一部散文集，叫《江右词》，一个云南人居然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西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当一个人执着于做一件事时，看似毫无道理，其实他的内心早已为自己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胡性能说他的祖上，正是从江西走出去的。当赣江水道与长江交汇，摆在旅行者眼前的是两种选择，溯江而上，是湖北、四川以及云贵诸省；顺江而下，则是江淮地区。但历史上的江西商人，似乎更愿意选择溯江而上的路。江水所至，皆是乡愁。一个人走出去太久了，浮云游子意，想为祖辈生活过的土地写一本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江右词》写得很慢，我知道这类作品硬写不得，得有寻访经历与史实依据，所以从未催稿。编辑部几次三番邀请他来江西，一来是实地感受，二来也是增进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了解。但这种非虚构写作，实在消耗心力。胡老师长期以小说家的身份活跃于文坛，小说能让他徜徉虚构的世界，找到飞翔的感觉。有一次在电话里，我劝他写写小说调整状态。但他是一个为人做事极其认真的人，生怕耽误了交稿期限。但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百米赛跑，得掐着秒表。两年里，在《江右词》的创作间隙，胡老师接连写出三部小说——《鲑鱼》《惊慌的驼鹿》《猛犸象》。每一篇都是他调整自我、安放自我的结果。很多作家会把手头的几篇稿子匀一匀，分散到几家不同的刊物发表。但他却执拗地选择了《百花洲》。作为编辑，欣喜自是难免，压力固然不小，这份信任，对编辑无疑是一份不小的考验。

《惊慌的驼鹿》发表后，反响不俗，转载消息接踵而至。有一天，胡老师说他正在构思一个中篇，但能不能写好、何时完稿，他也说不准。文字自有命数，非人力可以左右。作家在写作的煎熬中，也享受作品诞生带来的喜悦。某个深夜，胡老师发来一条短信。他说，自己因太想写好这篇小说深感愧疚，他觉得创作不该有任何预设，静静地陪伴一篇作品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是好的，哪怕一丝“想写好”的念头都不该有。我安慰他，您只顾写自己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此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联系，我怕把外面的喧嚣带进他的世界，那里月白风清，不容打扰。

九月下旬，手机收到一条信息，是胡老师的。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没有留任何话。他的意思我懂——就是让我看作品。编辑对作家负责的方式，是好好读他的作品，而作家对编辑最大的信任，也是只给他看自己的作品。我平时看作品都比较快，一目十行，山随平野尽，看的是文字内在的气韵，但这篇稿子，我却生怕读快了。对作品期待得越高，读得就越是小心翼翼。

作为这篇小说最早的读者之一，我阅读到的，不只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时代变迁中所做的无可转圜的抗争，也看到作家创作时，浮动在内心的复杂情感。这种五味杂陈的心境，与小说本身形成互文关系。胡性能探讨的是一个沉重话题，但它的笔触却是轻的。小说推进过程中，不断地向读者抛出问题，比如，为什么许东生选择了与命运“死磕”。“我”明知对错，却选择沉默与转身，如果我们把生存定义为“体面、安稳地活下去”，那么小说几乎给出了否定答案——许东生失败了，他的人生像一曲逐渐湮没的哀歌。为此，胡性能显示出一丝担忧——小说会不会因为写得太勇敢而带来反作用？他心里不是很有底，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觉得许东生这个人物刻画得非常出色。这个时代需要许东生，理想主义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当今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总在努力地适应社会，试图活得更好，但那颗曾经炽热的初心，却在悄悄融解。许东生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他不仅回答了“读书何为”，也让我们有勇气看清真实的自己。《百花洲》果断地发表了这篇小说，将2025年6期的头条给了《猛犸象》。稿子编定，也意味着一年将尽，但《猛犸象》在人间的旅程，却刚刚开始。

三

我有时想，在一个短视频霸占了人们大量的碎片时间，AI可以快速地生产出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的时代，类似于《猛犸象》《天生草原》这种深层的文学表达，究竟还有多少读者？这个问题，同样适应于纯文学期刊。在读者越来越青睐“轻阅读”的网络时代，文学已不再拥有固定的模样，短剧、网文等内容已让它走向了更广阔的地带。但文学期刊永远是一方牢不可破的阵地，仍然汇聚着最优质的作家资源，仍然是文学经典化的主要路径，依然是筛选优质文学作品的重要保障。但这无疑也给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善于发现好作品，更要有参与文学产品全链条的服务与运营的能力。《猛犸象》《天生草原》不仅要在纸媒上放光，也应跳出纸媒，拥抱更广阔的文学天地。两部作品的获奖，不仅让《百花洲》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也让一位文学编辑有了更清晰的坐标。在文字的两岸，作家的“好笔力”，势必涵养和塑造着编辑的“好眼力”；而编辑的快乐，其实与创作的快乐本是相通的。

（作者系青年作家、《百花洲》执行主编）

□朱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