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茹涵
写小说其实就是在写心灵和现实
记 者：何老师好，祝贺您凭借短篇小说《她和她的麦子》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20多年前，您的作品《楼下楼上》曾入围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如今，您终于凭借《她和她的麦子》将这份荣誉揽入怀中。这份荣誉，对始终坚持写作的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何玉茹：多年来，我对写作以外的事，比如奖项，一直看得没那么重。奖项只是锦上添花，有它自然高兴，没它也不会影响写作。写作说到底是一种内心需要。这是写作的根本。这个根本不会变，其他事也都难以改变它。不过，写作又确实需要鼓励：编辑的认可是鼓励，作家、评论家的认可是鼓励，读者的认可是鼓励，而获奖同样如此，因为它通常代表着更高标准的认可，由此产生的动力难以估量。特别是这一次，心情与上一次入围时大不相同。上次总觉得时间还长，什么都来得及写。这次除了开心，还有很强的紧迫感，想表达的东西很多，只是不知道还能走多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自己的写作理想。但动力和定力是确定无疑的，或许还会因此给写作本身带来一些变化。
记 者：《她和她的麦子》中，最核心的意象是“麦子”。主人公在麦田的劳作中逐渐走出丧偶的精神低谷。在众多物象中，您为何独独选择麦子作为安放心灵的具象载体？
何玉茹：首先，麦子会让人联想到初始，联想到大地、阳光和盎然的生机。其次，我对它太过熟悉，年轻时曾在麦田里劳作多年，亲历了它从播种、分蘖、返青到抽穗的整个生长过程，所以现在用文字来表现它与主人公的关系，便格外有感触。麦子可触可感，富有变化。在它身上，彰显的是扎根大地、带有初始意味的生长。而它的颜色、味道、气势等，正可作为主人公重新开始的背景。
记 者：故事设定在即将拆迁的城郊旧院，一边是随时可能倾颓的老屋，一边是充满原始生机的麦田。在城乡冲突、破败与新生的交织中，您将故事置于这种交界空间，有着怎样的创作考量？
何玉茹：麦子具有一种美好、阳光、生机勃勃的生命意义，而老屋则带有陈旧、衰败的意味，所以主人公要种麦子，要改造旧屋。这一行为本身既充满诗意，又带有俗世的城乡差别色彩，但统一在主人公身上并不矛盾，因为她改造旧屋同样是不计代价、充满理想主义、充满诗意的。包括她做饭、做人，也是如此。这篇小说看上去处处写实，却同时也试图在实中体现诗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其实就是在写心灵和现实，虚虚实实，反反复复，永无休止。
记 者：小说中，母亲温和包容，女儿尖锐现实，秋爷固守乡土经验，这几组反差鲜明的人物关系暗藏多重人性碰撞。您塑造这些人物时，是想表达对人性与生活的哪些观察与思考？
何玉茹：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曾说：“我没有那种书写宏大思辨、复杂理论的天赋，我只擅长捕捉普通人生活里细微、暧昧、说不清道不明的褶皱。世间人与事从来没有简单答案，表层之下永远藏着复杂隐秘的情绪，这就是短篇小说值得穷尽一生去书写的理由。”门罗所说的，也正是我心里所想的——小说写作其实是一个寻真的过程，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内心、真实的差异，以及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之间真实而微妙的关系。《她和她的麦子》也是如此，几组关系看似寻常，但每一组都能证明女主人公孤独的存在。然而仅证明孤独的存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孤独中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之间的微妙变化。记得一位作家好友看后曾说，每一对人物关系都是险棋，每一对都极其敏感，都是危险关系。她一语道破了小说中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即便是母女之间，也时时潜藏着不和谐的危机。
循着人物的心理轨迹，让其自然、自在地发展
记 者：您早期的创作深受茨威格、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以及弗洛伊德、弗洛姆等心理分析学派学者的影响。这种对人物心理和潜意识的深度挖掘，在《她和她的麦子》的写作中是如何体现的？
何玉茹：记得是1984年，河北省作协和廊坊师专共同开办了文学班，学制两年。那两年可以说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我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一些东西，尤其是在思维方式上有了较大变化。其中，有关心理学的理论和小说对我影响很大。至今我仍认为，意识与潜意识在写作中至关重要。在具体写作中，我或许不会有意识地考虑这些，但多年形成的写作理念往往会无意识地介入其中。比如这篇小说里的人物，他们的许多行为和言语都不是有意识的结果，而是潜意识的产物。这就像门罗所说的，“表层之下永远藏着复杂隐秘的情绪”，使人物的心理层次更加丰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微妙。
记 者：有评论家曾提出，您的写作核心是探寻“生命如何安放”。《她和她的麦子》通篇依靠种菜、做饭、照料麦田等细碎日常完成精神疗愈。在您看来，这些平凡的劳作因何具备治愈现代人内心孤独与创伤的力量？
何玉茹：种菜、做饭、照料麦田等，看上去是一系列日常劳作，其实都是主人公精神跋涉的一部分。她赋予了这些活动以精神意义。或者说，她的精神与它们相互映照。这才使她得以将原本黯淡的日子过得有光亮。
记 者：《她和她的麦子》缘起于一种“内心无处安放”的心情。这种源于个人真实心境的情感驱动，在转化为虚构的小说叙事时，您是如何在保持私人情感真挚的同时，又赋予故事普遍共鸣的文学魅力？
何玉茹：在写作中，作者的真实情感与小说人物的真实存在应当是区分开的。虽然源于作者的内心，但它属于另一个人物，这个人物自然有其独立的生命轨迹。作者要做的，是尽可能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与那个真实的灵魂进行毫无保留的对话。对人物探索得越深，与读者产生共鸣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距离那个世界的本相也就越近。前提是，作者既不能将人物等同于自己，也不能让它与自己的内心毫无关系，而是要循着人物真正的心理轨迹，让其自然、自在地发展。
记 者：您年少时成长于河北乡村，后常年定居城市，城乡双重生活经验贯穿您的全部创作。回望数十年的写作生涯，这份乡村生活的底色，始终影响着您哪些恒定的文学追求？
何玉茹：20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河北石家庄郊区。这地方一边是城市，另一边是县区农村，就如同一个人处在此岸与彼岸之间，自然就比身处两岸的人多了观望，多了比较，也多了不确定。对于写作而言，这种差异、比较和不确定，可说是上天的恩赐。我想，后来我对质疑、模糊和不确定的偏爱，乃至对深层心理与潜意识的探究，都与这地方不无关系。但同时，这地方也给予了我终生笃定的东西——善良与纯真。它们应该来自那时陪伴我最多的女伴们，因为无论我怎样质疑、怎样模糊，只要她们一出现，世界的色调立刻会变得温暖、美好起来。要说底色，这些便是吧——双重的，或说是多重的。它们对我生活和写作的影响都是终生的，想摆脱都是不可能的。
写作终究是要与灵魂靠近的
记 者：您提到写作是“不断寻真、寻我的过程，与真正的自我越接近，就越接近世界的本相”。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您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何玉茹：前面曾说过，1984年的廊坊师专作家班于我而言可谓是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我的眼界几乎如同井底之蛙，而师专的图书馆，以及师专特为作家班安排的老师和课程，都令我大开眼界。我时常在心里惊叹：原来还可以这样看世界啊，原来还可以这样细致入微地探究自身啊，而此前我却从不知道。在师专我度过了两年的读书时光，虽然所读之书有限，但对世界、对写作都有了新的感悟。后来调入河北省作协，又是一个很利于读书与写作的环境。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世界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变化，由最初的新奇和匆忙，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但这一阶段，为了追求深刻，有时也会偏向绝对化，甚至偶尔会以为某个与自己相通的论断就是终极结论了。
在反反复复的阅读、思考与写作中，我对写作和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小说和犹豫不决》的文章中写道：“……犹豫不决与自己的存在，与自己的写作，以及与许多的人和事，都仿佛有着难以言说的联系。”我回忆了自己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并说，我对小说中人物存在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或此或彼的，由于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太多的这种因素的神秘联结，它更应该是混沌、复杂而微妙的，就如同一棵树、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样，五脏六腑，样样俱全，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世界”。我还说，“我写作前的生存背景，可说是为这样的思考作了可靠的铺垫；或者说，这样的小说思考必然会呼应这样的生存。我需要做的，也许只是耐心、认真地走在其中，不确定什么，不追赶什么，永远地勇敢地走啊走”。
到了现在，我越来越觉出内在与核心的重要。离核心越近，可能离真相和真我就越近。在真相和真我面前，故事也好，思想也好，甚至语言也罢，或许都会显得逊色。我渐渐觉得，写作终究是要与灵魂靠近的。而灵魂，便是一切的核心。
记 者：在您看来，文学表现的真相与现实世界的真相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文学创作要经历怎样的路径，才能从生活真实抵达艺术真实？对一名写作者而言，又该如何把握、获得艺术表达的真实？
何玉茹：首先，文学表现的真相不是现实世界的真相，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也不能就说是主观臆想，它是一种更本质的东西——人的本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人存在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以这本质为核心，建立起一个自在的完整世界。它不让人觉得生硬不自然，也不让人觉得零碎，觉得拾掇不起来。它就像一个人的肌体，每条脉络、每个部位都清晰可辨，但同时又融会贯通、浑然一体。更重要的，除了完整，它还应该独特，真的是作者自个儿的骨肉，一颦一笑，举手投足，全映着自个儿的印迹，谁都不像。而这一切，是需要一个复杂、微妙的创作过程的。这个过程通过的是作者的心灵和大脑，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叫人信服的、独立的、逻辑自洽的世界。这的确有点难，因为我们的心灵和大脑总容易武断地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我们眼里的现实又总那么零碎、杂乱，一不小心就会让小说世界听命于自个儿的指挥。写作者需要做的，也许只是细心观察、深入体味，然后找到最准确、最具意味的词句。所以，尊重小说世界的自行结构，也许应该是一个写作者必备的品格。而现实世界的客观真实，又是小说世界不可缺少的材料；以它为底，小说世界才可能有更结实可靠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