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诗歌刊物中，许多作品凸显出了一种关注劳动的写作倾向。总体来看，当代诗歌对劳动经验的持续书写，已不满足于停留在题材层面的记录，而是共同指向更深层的诗学命题：如何言说劳动？劳动经验究竟能否被语言真正抵达？这些“劳动诗歌”，从手艺断裂的追问，延伸到劳动现场中物与人关系的重新显影，再进一步指向诗歌语言重构的可能，并形成一种颇具意味的诗学探索，值得我们关注。面对工业化生产历史进程带来的手艺断裂，以及诗歌语言在寻求新的可能性时所遭遇的困境，当代“劳动诗歌”，循着劳动主客关系、手艺与语言这三条彼此勾连的线索，在劳动书写方面呈现出了新的诗学探索。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生物工程、原子能、空间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以手工业为主的传统生产格局离我们愈发遥远。我们已经进入到史无前例的新工业时代，由此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劳动诗歌”。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这些诗歌对劳动现场中“物与人”之关系，有了新的诗学表达方式。此时，“劳动的尺度”从个体技艺转向产业系统，使得诗歌中的抒情主体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亦随之发生转变。林传凯的组诗《锻工的铁》（《扬子江诗刊》2026年第4期），与同期江耶的《作业》（外一首）、田舒萍的组章《陶记》等作品，共同呈现出钢铁、煤矿、陶瓷三种迥异的当代工业劳动现场。《锻工的铁》并未滞留于象征、咏物与哲理的层面，而是使工业生产由“道具”回归“现场”，令铁、机油、传动轮等具体之物直接于诗中“发声”。诗歌中，工业生产的对象，不再只是象征的“道具”，而有了自己的情绪与历史。“而铁并不屈服，只是换了一种形状/或坐姿/它回答烈火和锻打/回答，所有即将抵达的路与心境/但不回答所谓的明天”，铁与锻工之间，也构成了一种近乎平等的应答关系。正如碧月组诗中《风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扬子江诗刊》2026年第4期）所写，“他体内养着一只蛙/想对纯真的世界鸣叫”，此时，劳动者的身体也被书写成另一种有自己意志的生命体。与此相应，江耶矿工诗的第二节，劳动主体和对象合而为一：“生长的煤/它们的生长/没有停止过一天……它们终于长成了/在我的手上，我的身上/和我，合二为一/在矿里，我也是一块煤/年龄越来越老/火候越来越好”。在田舒萍笔下，“物”在极致的技艺中“看见”自己的“前世”与“来世”，获得了自足的生命；江耶则将劳动主体还原为劳动对象本身，煤与人不再是对峙关系，而是彻底“握手言和”。在这些诗歌中，劳动主体与劳动对象关系之表达，呈现出了一种“间性”新变。
1973年，多多写下《手艺——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其中“手艺”观照的并非技艺之娴熟，而是写作者本身及其所承受的艰辛劳作。此种自觉，近乎张枣所论之“元诗”：诗是关于诗本身的，写作的过程本身即显露出写作者的姿态与方法论反思。然而，当诗人将“手艺”视为写作之追求时，当下诗歌中的劳动者却正经历着“手艺断裂”。就职于钢铁企业的诗人薄暮，在《你们的手艺我都不会了》（《诗刊》2026年第7期）中，展现出一种“断裂”的状态：“你们制作精美而实用的瓷器、木器、陶器、金器、漆器/此刻，我正处在这些器物中间/都不能盛装我、肯定我/仿佛你们活过的已不可遗传”。在诗歌中，手艺人“总向内弯着腰，越来越深/勤恳、小心、认真、忍耐/肺腑长满致密皱纹”，此种身体姿态被引申为一种精神写照。“背影是打磨过的、不可逆的”一句，凝练地呈现手艺所依附的生活方式之不可逆的消逝。“手艺”至此已不再单纯指向“技进乎道”，亦可用以呈现技艺的丧失与生存的艰难。在《陶记》中，人与物在火与土之间的界限消融；正因这种界限的消融，诗人可以在技艺中寻得“另一个自己”，这为手艺“不可逆”的消逝过程，提供了一种当代性的诗学表达。
当然，这些“劳动诗歌”的复杂性在于，其“断裂”并非决绝或者彻底，而是包含着对手艺本身的多重追问。陈惠芳的组诗《匠人传》（《诗刊》2026年第7期）中的渡船工形象，也呈现出手艺尚未消逝、仍完整在场时的样态。“30年前，没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摆渡/深山只有一条河流/河流上只有一根绳索/绳索旁只有一个船工”，一连串限定句式，直观地展现出手艺赖以存在的单纯而封闭的生存环境，技艺的纯粹性正建立于这种“只有一个”的单一与专注之上。诗中“船工的眼神，像河水一样/镇定，清澈”，风浪“打在船帮上/打在船工的脸上/都成了五线谱”，劳作的痕迹被转化为一种审美秩序。结尾处“只是，回首告别的时候/还有一丝余温”，仍透露出消逝的迹象。这首诗歌与诗人薄暮的“背影是打磨过的、不可逆的”遥相呼应，共同表达出手艺从鼎盛走向式微的时代变迁。
在当代语境下，诗歌语言重构的可能性，成为“劳动诗歌”要掘进的重要向度。周占林的组诗《长了四十多年的麦子熟了》（《星星·诗歌原创》2026年第8期），也提供了另一个贴合亲历经验的例证。此组诗所写的正是诗人十四岁时在生产队割麦挣工分的亲身经历：“十四岁单薄的身板/却长得有些高大/生产队里照顾缺粮户/给我评了‘七分’的工分”，“头顶的太阳/就像一炉火在炙烤/镰刀在出发前便大汗淋漓”，写出了细致入微的劳动情状，而没有隐喻式的美化。“让腰弯成了大龙山的弧度”“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大梁”，身体的疲惫和自豪感被直白地呈现出来。诗歌还写到大哥在劳动事故中断腿的意外：“大哥的腿在断裂的手扶/拖拉机下/发出无奈而悲切的声音”。这种真实发生在劳动现场的伤害与亲历的疼痛，使得语言的分量不同于一般想象性的描写。当然，如何为规模庞大的“大工业生产”构筑新的语言系统，还需要大量的探索与实践。
质言之，这些“劳动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当代诗学建构的一次推进。从劳动主客关系的重新勘定，到“手艺”的自我反思，再到语言重构可能性的持续探索，这一倾向，既贴近“元诗”式的反思，也拓展了劳动题材书写的疆域。正如诗人薄暮那句“你们的手艺我都不会了”所揭示的，铁与釉的温度不同，沉默与歌唱的方式也不同，但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技术理性已经主导了时代，重构了劳动，也催生了劳动和语言之间的全新关系。这一关系值得我们以持续的诗歌实践与严肃的诗学反思去回应。
（王学东系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车一楠系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