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科幻”中“元”的概念源自西方后现代文学中的“元小说”。参照“元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这一定义，“元科幻”可理解为“关于科幻的科幻”。在西方科幻研究中，这一概念也常被称为“递归科幻”，二者内涵基本一致。它是指将科幻作品、创作者、发展历史或文化现象作为推想与探究对象，并对科幻这一文类进行自我指涉式探索的科幻小说。它至少包含两个关键特征：其一，必须具备完整的科幻推想设定；其二，必须在叙事中以科幻创作或科幻文化本身为主要推想对象。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元科幻区别于仅仅包含科幻元素的主流文学作品，也使其成为科幻内部一种独特的自我反思文类。
在元小说理论中，“自我意识”是核心概念。帕特里夏·沃芙曾将元小说定义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够将注意力系统地引向其人造状态，并对虚构与现实关系提出疑问的小说”。这种自我意识至少包含两个维度：从创作主体看，它表现为作者对文学创作过程、叙事策略和文类成规的自觉关注；从文本看，小说通过直接呈现对自身的艺术思考和质疑，获得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两者共同构成了元小说的自我意识，也构成了元科幻的重要精神来源。
在新近出版的《递归宇宙：中国元科幻小说精选集》中，一批作品以不同方式呈现了科幻创作本身的模样。王晋康的《解读生命》中，面对同样的外星生命接触设定，科幻作家父子二人根据各自对生命进化的理解写出了两篇不同的科幻小说。作品不仅完整呈现了他们的创作过程和小说文本，还通过父子之间的文学批评，尤其是父亲指出儿子作品中的科幻逻辑“漏洞”，构建出极具元小说意味的叙事空间。小说结尾巧妙地打破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也引导读者重新思考叙事本身的真实性问题。
夏笳的《汨罗江上》同样将创作过程显性化。小说主体采用书信体，呈现一位科幻爱好者与科幻作家“小丁”关于创作的往来通信，并穿插一篇同名时间穿越小说。随着情节推进，读者才发现这些书信其实来自未来，是“我”通过时空邮件与小丁进行的跨时空对话，其真正目的是试图挽救这位早逝作家的生命。书信中的创作讨论、时空拯救的主线，以及嵌套小说中对屈原的救赎，共同构成了关于创作、命运与挽回的元科幻寓言。
陈楸帆的《伪造者Z》以戏谑笔调刻画一位失意科幻作家的创作困境：为报复屡屡拒稿的编辑，他策划了一场“出口转内销”的文学骗局。小说前半部分对科幻创作生态极尽讽刺，而主人公构思伪作的过程又几乎是一部生动的科幻创作方法论。后半部分则通过大量化用《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文本元素，让主人公意外穿越成为记者“小灵通”，既回望中国科幻黄金时代，也向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年代致意。
阿缺的《科幻小说创作理论与实践》从标题就揭示了其元科幻内核。故事发生在一堂同名课程上，教师与一群“奇特”的学生围绕克隆人、机器人和外星人三大经典题材共同创作故事。作品以轻松诙谐的方式，将题材选择、世界观设定、矛盾设计等科幻创作要素融入叙事，为初学写作者提供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创作课。
如果说上述作品体现了元科幻的自我意识，那么另一类作品则更突出其游戏精神。在元科幻中，将真实科幻作家写入虚构情节，是一种常见的叙事策略。美国科幻作家威尔逊·塔克喜欢在小说中使用现实人物，尤其是以他的科幻作家朋友作为角色。在中国科幻中，类似策略并不罕见。不过，在“递归科幻”谱系中，还有一类更重要的作品：它们不仅以科幻作家为人物，更将“科幻作家”这一身份本身变成科幻推想的核心对象。梁清散的《广寒生或许短暂的一生》以文献考古方式发掘一位被历史湮没的晚清科学小说作家；赵海虹的《二〇〇四笔会纪事》让作为科幻作家的“自我”穿越平行时空；而韩松的《星河的生日》设想了科幻作家星河与中国科幻进入21世纪后二十年的“盛况”，却以令人唏嘘的反转收束。
宝树的《我们的科幻世界》堪称这一子类型的集大成之作。它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幻发展史为叙事基底，将真实历史事件转化为科幻推想素材。小说通过虚构人物沈星光再现了中国科幻人的集体记忆：这位历经时代浮沉的作家，始终保持着对科幻的赤诚，并将火种传递给新一代。它不仅是对历史创伤的诗意修复，也暗喻着中国科幻顽强再生的文化基因。沈星光之所以动人，正因为他不仅是一个虚构人物，更是几代中国科幻作者精神气质的文学镜像。
这些作品共同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热爱的科幻文学，究竟能不能以积极的方式改变现实世界？科幻常被批评为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但元科幻正是以自我指涉的方式，不断追问科幻文学的社会价值。正如阿缺在作品中所写：“世界遍布危机，幸好还有科幻小说缝缝补补。”
元科幻的游戏精神，还常常通过互文性手法体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戏仿和拼贴。戏仿通过夸张模仿某部具体作品或风格，在保留形式特征的同时颠覆其本意，从而达到反讽或致敬的效果；拼贴则将不同来源、不同风格的文本片段并置重组，凸显文本的建构性和开放性。比如，宝树的《时光的祝福》，一方面，对鲁迅《祝福》进行创造性戏仿，在保留原作叙事框架的同时，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重构为多重时空寓言；另一方面，它又拼贴了威尔斯《时间机器》中的时空旅行设定，使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西方科幻经典发生奇妙反应。小说最终揭示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便拥有时间机器，在封建残余根深蒂固的旧中国，连祥林嫂这样的个体悲剧都未必能够挽回，更遑论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
双翅目的《来自莫罗博士岛的奇迹》可视为对威尔斯《莫罗博士岛》的当代戏仿与重述。作品延续了原作的叙事框架和人物设置，却将主题从宗教与科学理性的传统论辩，推进到“单数人性”与“复数人性”之间的关系探讨，从而赋予经典文本新的生命力。飞氘的《蝴蝶效应》以西方经典科幻电影为叙事框架，糅合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元素，形成一种跨文化的拼贴实验。这类作品往往预设了某种“理想读者”：读者越熟悉科幻传统与中国文化，就越能识别其中的隐秘线索，也越能进入作品所创造的“视域融合”空间。
通过《递归宇宙》这本选集，读者或许能够感受到中国科幻作家的双重特质：他们既保持清醒的创作自觉与文类意识，又拥有难能可贵的文学游戏精神。在这些科幻实践中，作家们既完成了对科幻文类本身的致敬、反思、批判、解构与超越，也在看似戏谑的叙事中倾注了对科幻及其同道中人最深挚的情感。恰如小说《我们的科幻世界》中说，科幻就是简单版本的“梦之箱”。它带领我们穿梭时空，去往彼时彼地，徜徉于幻想中的世界：“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作者系香港大学讲师，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