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义红
在少数民族小说出版领域，常见作家个人的小说集或单一民族作家的小说合集，少见如《去巴林找一棵树：中国当代多民族小说选》这样的多民族合集。由学者刘大先编选的这部小说集，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之作，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以题材而论，该书所选9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乡土小说、基层小说和女性小说。
随着我国民族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以一种区别于传统的面目大量出现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侗族作家潘年英的《日子》写了水利局副局长老东的一次回乡经历。作品具有潘年英小说的一贯特色，以近乎真实的记录、“生活流”式的叙述手法书写原生态的生活，在平淡中生发出独特意味。老东并非人生赢家，事业上停滞不前，离婚两次且身边无儿无女。他常常回乡，除看望母亲之外，也想在故乡寻找生活的自在和快乐。无奈岁月流转、人事代谢，故乡能给予他的快乐已经所剩不多，且还在进一步消逝。老东代表了那些辗转于城乡之间的一类人：在乡村养成的秉性让他们无法如鱼得水地在城市生活，而变迁的乡土也不再能给他们提供太多精神安慰。他们成了一群没有真正故乡的人，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体验。
壮族作家李约热的《喜悦》写猪瘟导致猪肉价格高涨，打工回来结婚的胜男和杨永的婚宴不得不推迟举办。杨永回到未婚妻的故乡后，莫名其妙患上了折磨人的失眠症，不得不重返工地以获得安心的睡眠。小说以胜男和杨永的喜事开场，却借驻村干部李作家之眼，一层层剖开八度村村民的真实生活境况。小说反映的乡村打工人进退两难的处境和城市中人对扶贫工作的误解，值得人们关注，也表现出作者可贵的写作勇气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如果说《喜悦》表现了乡村的物质问题，布依族作家潘灵的《偶回乡书》则不仅有物质问题，还有精神层面的问题。一次轻度地震震塌了故乡老屋的一面墙。围绕老屋的修缮或拆除，诗人朋友、弟弟、表弟、陈副镇长各方态度不一。“我”在几番反复后，最终深明大义地同意拆掉，却对陈副镇长欲将郑家大院定性为“我”的故居的做法难以接受。小说借“我”回乡的尴尬经历，窥见乡村的一些变化——人在现实利益驱动下的急功近利和对事实的扭曲，这与作者理想的故乡情怀多少构成了一种龃龉。
在土家族作家田耳的《衣钵》里，大专生李可在毕业实习期间跟随父亲做道士。紧接着父亲意外死去，李可自愿承担起为父亲做道场的任务。作为一种在当今时代显得落伍和自带迷信色彩的职业，道士在村庄中依旧为人所需要和敬重。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李可对道士的身份也逐渐接受，有意无意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小说叙事平淡沉静，语言节奏缓慢，颇有点沈从文的味道。
整体观之，《日子》和《偶回乡书》皆以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者的眼光回望乡村，他们找不到理想的精神皈依，与故乡构成一种张力关系。《衣钵》则采取了在精神上与乡村更为贴近的立场，有一种回归和反哺乡村的意味。
在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口信像古歌流传》里，“我大爷”曾是油坊管事，油坊则是鸭脚坝保长的产业。为了报复“我大爷”占其小便宜，保长抓他去当壮丁，以换得四个大洋。“我大爷”想办法逃了回来，保长再次抓他当壮丁，甚至希望继续这种逃脱和抓捕的残酷游戏以不断获得赏金。在第三次逃脱时，“我大爷”被哨兵开枪打死，临死前向南来北往的过路人传诵他的口信。“我爷爷”在源源不断的口信刺激和古歌的感召下，杀死了仇人保长，投奔了红军。小说明线是一个反抗阶级压迫的故事，民族古歌的吟唱则是时隐时现的暗线，二者相得益彰地构成一种“平行对位式”叙事结构。
在满族作家刘荣书的《雾夜坦途》中，为照顾患有帕金森病的父亲，出租车司机“我”选择带父亲跑出租。在一个大雾之夜，“我”有家难回，又在半路遭遇一个回家奔丧的学生。小说中夜晚的大雾象征了某种生存困境，想要从困境中挣脱，平凡的人们选择了自救、救人与互救。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被看作是一篇当下普通人的生存寓言和“生活启示录”。更难得的是，面对生活的压力，“我”依然表现出孝顺、顽强、知足、善良、乐观等优秀品质，人性没有被扭曲。
在畲族作家山哈的《追捕》中，北湖监狱第二监区杂务犯雷根发突然翻墙越狱，狱政科长徐波主动请缨将之追捕归监。在上崖村雷支书的帮助下，徐波伪装成走村串乡收贩香菇的小老板兼雷根发的战友，暂住在雷根发老家，出于道义和责任照顾生活艰难的雷根发的老母亲和女儿，甚至为雷母送终并收养雷女。小说没有陷入类型故事的窠臼，而是让主人公陷入一种身不由己的情境中，人物内心的良善被一点点激发出来。小说塑造了徐波这一堪称完美的基层狱警形象，叙事引人入胜、圆熟老练、干脆利落。
以往的少数民族小说，女性形象多和贤妻良母、多灾多难等特点关联在一起，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有牌出错》和仡佬族作家肖勤的《去巴林找一棵树》一改这一写作路数。《有牌出错》中的“我奶奶”是大东巴的长孙女，她在年轻时逃婚，选择了长相英俊但一无所有的“我爷爷”，并利用自己超凡的赌技来添置家产、举办婚礼。但在与一个赌技一般却性情坚韧的马锅头的较量中，她故意输掉关键一局，愿赌服输地随马锅头流浪了十年，然后回到故乡。“我奶奶”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纳西族女性，她不惧世俗偏见和家族压力，勇敢追求美和爱情，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对其作出诗意描绘和礼赞。
《去巴林找一棵树》中的黄栀子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现代女性。身为血液科骨干医生的她不幸得了白血病，治疗希望的渺茫和费用的昂贵促使她决意放弃治疗，将所有财产留给独子。科室领导“老大”希望黄栀子接受治疗，于是先后与黄栀子的初恋男友和曾经的未婚夫“合谋”，阻断了黄栀子为独子寻找托付人的意图，黄栀子也逐渐改变了对生命的态度。黄栀子是不幸的，她出身贫寒、命运多舛，却又相当坚强、独立、优秀。小说叙述精彩、结构巧妙，充满激情。
如何书写男性，也是衡量女性书写的一项重要标尺。《有牌出错》中的男性普遍都是些“问题人物”，如“我奶奶”祖父的无情、“我爷爷”的不成器、马锅头的阴郁和执拗等，这种二元对立的艺术处理突出了主角光环，也注定了“我奶奶”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去巴林找一棵树》对男性的表现要更全面、客观，不仅“老大”是黄栀子的“战友”和知己，就连曾经背叛过她的初恋男友和懦弱的前未婚夫也不失情义，愿意伸出援助之手，黄栀子的生命救赎由此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小说集中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多民族、各社会阶层、各色人等的生活，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作家们立足本民族社会生活，观照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以自身独特的文学创造，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