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艳君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格局中，民族文学始终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与审美表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深厚的情感滋养与精神支撑。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深耕文学创作数十年，其作品植根于青藏高原多民族共生的文化土壤，既饱含对草原文明的深情回望，又不乏对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命运的敏锐洞察。他以质朴深沉的叙事笔触，在对多民族文化交融图景、人与自然生态对话、儿童视角描摹及本土话语表达的多维书写中，构建起连接民族情感、凝聚文化共识的精神桥梁，为新时代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了生动实践。
对多民族聚居图景的真实描绘
察森敖拉的艺术世界，建立在对青藏高原多民族聚居区真实生存图景的忠实描绘之上。他出生于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山下的仙米峡谷，这片土地是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世代聚居的“文化熔炉”。天然的多民族生活场域，让其创作超越单一民族叙事的局限，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底色。这片土地上有皑皑雪山和广袤草原造就的苍凉与壮美，更有生活于此的各族百姓，在面对严酷自然环境和相对滞后的物质条件时，缔结而成的命运与共的生存同盟。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质在共同的生存实践中，实现了相互接纳与彼此成就。
中篇小说《鸽群》是这一创作理念的集中体现。作品中的沙楞沟是四季几乎见不到太阳的贫困村庄，严酷的自然环境将各族村民紧紧联结成命运共同体。基层干部马尔的直率、村民夫寿的憨厚、老半的幽默、尕喜儿的灵动，共同构成沙楞沟人的集体群像。他们共渡难关、同唱“花儿”，在春种秋收的劳作中相互帮扶，在漫长冬日的寒寂里彼此慰藉。当蒙古族干部“我”（即村民口中的“查工作”）驻村时，村民们用最朴素的烟火日常，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察森敖拉通过对具体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揭示了共同体意识源自各族人民在长期共生中形成的互助传统、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
在《博音河哟，水晶晶花》等作品里，其笔下的多民族交融叙事更为丰富。蒙古族的豁达豪迈、藏族的虔诚坚韧、回族的精明能干，不同民族的性格特质在共同的生活舞台上交织出动人的和声。尤为可贵的是，察森敖拉在展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始终坚守对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念的追寻。譬如各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土地的眷恋，皆暗合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让作品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文学实践。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思考
察森敖拉将共同体意识从人际范畴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字里行间流露着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对生态危机的深切忧虑与现代性反思，赋予其小说的共同体叙事鲜明的时代维度。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短篇小说《放生》就通过老猎人弃猎回归自然的故事，为生态保护敲响警钟。老猎人的转变不仅是个体生命觉醒的写照，更是对草原生态文明的坚守。
在传统草原文明中，人与自然始终保持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和谐关系。这份祖祖辈辈传承的生态智慧，在现代性逻辑的冲击下遭遇了严峻挑战。《天敌》中人与狼的复杂博弈，折射出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平衡的破坏；《鸽群》中鸽群被屠杀的悲剧，更是生态伦理失范的沉痛隐喻。在沙楞沟村民的传统观念里，鸽子是“可以养，绝不杀”的存在，象征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契约，然而为了给工作组改善生活，大队书记马尔带头打破这一古训，将鸽群一网打尽。这场看似善意的“盛宴”，最终让村庄失去精神寄托。这份前瞻性的忧患意识在其作品中不断深化，让其创作更具思想深度。“林子里的野物越来越少，草地上好听的声音越来越少。”这一感慨既是对草原生态退化的深刻忧思，也是对文明转型的深沉思索，这份思索与当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不谋而合，彰显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共同追求。
察森敖拉的生态叙事向我们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既需要人际间的和谐共处，更要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之上。保护草原生态，就是守护各民族共同的家园；传承生态智慧，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在生态忧思的背后，是察森敖拉对现代性的辩证思考。他既不盲目批判现代文明，也不固守传统而自我封闭，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寻找平衡支点。小说中牧民面对退化的草场与外来的发展机遇，在坚守与变革间艰难抉择，正是这一思考的具象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让作品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展现出对民族命运与人类生存的深层关怀。
对儿童叙事视角的巧妙使用
察森敖拉早期创作中独树一帜的儿童视角，为其共同体叙事构筑了纯净有力的情感支点。在《祁连游牧仔》系列小说中，孩子们的眼睛如同透明的多棱镜，折射出草原生活的本真状态。《无词的摇篮曲》里小女孩巴达玛与老乳牛的深厚情感，《放生》中少年对父亲转变的理解，皆是通过儿童特有的纯真直觉，触碰到人性中最柔软、最共通的部分。这一叙事策略的巧妙之处在于，儿童视角过滤了成人世界的功利与偏见，直抵生命关怀的本质。当读者为巴达玛失去亲人般的乳牛而心痛，为草原动物的命运而揪心时，由此产生的情感共鸣早已超越民族身份的界限。察森敖拉构建起一座跨越民族的心灵桥梁，让不同民族的读者在共同的人性体验中，自然生发出对生命的普遍尊重与关爱。
儿童视角的叙事魅力，更在于能以最纯粹的方式呈现复杂的社会议题。在察森敖拉笔下，孩子们用清澈的眼睛观察草原的变迁，用纯真的心灵感受生命的重量。他们对动物的怜悯、对自然的热爱、对伙伴的真诚，皆体现着人类共通的价值追求。这种基于共同人性的情感联结，比任何外在的说教都更具穿透力，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精神纽带。
对民间文化和“小人物”的深度关注
在艺术表现层面，察森敖拉成功将方言俗语、民间“花儿”等本土文化元素转化为文学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充满泥土气息的语言符号，不仅是地域特色的鲜明标识，更是共同体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鸽群》中“穷人家的炕，翻里翻面烫”等俗语的运用，既展现出民间智慧中蕴含的生活哲理，又让人物形象变得鲜活立体；“毛线偏在细处断”等谚语的点缀，则深刻揭示了生活的无奈与生命的坚韧。作为西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歌形式，“花儿”在察森敖拉的小说中占据着特殊地位，《鸽群》中“雪花儿飘到沙楞沟，霜打了青稞的穗穗”的吟唱，既描绘出高原的苍凉景象，又暗合着人物的离愁别绪，将个体情感与群体命运紧密相连。“花儿”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其在小说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更在文化层面实现了各民族的深度融合。
在人物塑造上，察森敖拉始终聚焦草原上的普通“小人物”——猎人牧民、基层村干部、草原孩童等。这些人物平凡却鲜活，卑微却坚韧，他们的命运轨迹既折射出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又展现出中华民族共通的精神品格。《天敌》中超尘的纯真与达尔吉的内心矛盾，《鸽群》中马尔、老半等人物对坚守与变通的现实诠释，都让读者清晰看到，每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都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新的鲜活内涵。
察森敖拉的小说创作是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双向建构的生动实践。其作品既深深植根于蒙古族文化传统，又始终关注青藏高原的多民族共生现实；既坚守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又主动拥抱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既忠实记录草原文明的时代变迁，又积极回应社会发展的时代命题。这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民族文学，必然是立足本土、观照时代，在展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深入发掘各民族的共通价值。民族文学的时代使命不仅在于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基因，更在于以艺术的力量，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情感沟通与文化交融，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学的滋养中，真正走进各族群众的心灵深处。
［作者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海多民族文学中的边地书写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2BZW18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