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工智能的未来想象深受欧美科幻影响，将智能等同于高效运算，预设未来很容易割裂传统与历史。非洲科幻则提供了别样的未来图景：人工智能不应只有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应有理解关系、承担责任和维护共同生活的能力，还可以成为文化记忆的守护者，让科技串联起传统、现实与未来。非洲的科幻作品反抗殖民遗留的知识话语霸权，重新诠释智能的内涵，把记忆、倾听、共同体责任纳入智能的范畴。
人工智能的建设同样需要“多声部”，应当尊重不同文明的本土知识，保障各群体参与技术建构的权利。不同文明应携自身文化记忆共同参与未来社会的塑造，这也和我国“各美其美”的文明理念形成呼应。
在人工智能迅速进入日常生活的今天，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技术性的语言讨论未来，例如算力、模型、算法、数据、自动化、替代、风险，流行文化也不断强化拥有超越人类的判断能力的人工智能和充斥着传感器和无人机器的巨型城市的未来图景。这类图景和叙事深受欧美科幻传统影响。从《弗兰肯斯坦》到《银翼杀手》，从《2001太空漫游》到《黑客帝国》，机器常常构成人类的“他者”，它是理性而无情的工具，是对人类创造力的反噬，也是现代性焦虑的投影。在这类叙事中，“智能”通常被理解为更快的运算、更广的数据获取、更高的决策效率，而“未来”则往往被设想为一个不断摆脱传统、自然与历史包袱的世界。
然而，非洲科幻提供了另一种重要的未来想象。在这里，机器人未必是冰冷的劳动工具，也不必是人类的敌人；人工智能并不只是计算和控制的装置，也可能成为文化记忆的保存者、口述传统的转译者、共同体伦理的学习者。当机器人遇见祖先，科技便不再只是指向一个与过去断裂的未来，而可能成为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媒介。这并不意味着非洲科幻对技术抱持天真的乐观态度。恰恰相反，许多非洲作家极为敏锐地意识到技术与殖民、资本、种族、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技术会不会到来”，而是谁拥有定义技术的权利？谁的数据被收集，谁的语言被忽略？什么样的历史能够进入机器，什么样的记忆会在算法中消失？在这一意义上，非洲科幻不仅在讲述未来，也在重新追问未来的文化归属。
谁有权讲述未来？
在殖民主义及其延续的知识体系中，非洲常常被想象成等待发展、等待被书写、等待被现代技术改造的空间。非洲的神话、仪式、口头传统和地方知识，往往被归入“传统”“民俗”或“神秘主义”；而科学、现代性与未来，则被默认为来自欧洲、北美或其他技术中心。殖民主义的影响从来不只是对土地和资源的掠夺，它也重塑了知识秩序：什么被称为科学，什么被贬低为迷信；什么语言值得记录，什么经验只被当成沉默的背景；什么样的时间属于“进步”，什么样的生活被贴上“落后”的标签。于是，非洲不仅被剥夺了现实资源，也常常被剥夺了想象未来的权利。
非洲科幻的出现，正是对这种权力结构的回应。它不满足于让非洲成为未来故事的背景板，而是从非洲自身的地理、语言、历史、创伤和信仰出发，重新组织未来的叙事。尼日利亚裔作家恩内迪·奥科拉福提出的“非洲人未来主义”，强调的正是非洲大陆的中心位置。与更多聚焦黑人离散经验的“非洲未来主义”相比，“非洲人未来主义”更明确地将叙事重心放在非洲本土：未来首先发生在拉各斯、阿布贾、温得和克、哈博罗内、内罗毕和约翰内斯堡，而不是仅仅发生在西方城市中的黑人社区。这种差异并不只是地理上的转移，而是世界观的变化。非洲科幻中的未来，不是将西方技术模式复制到非洲大陆；它往往让本土语言、家族谱系、祖先信仰、音乐节奏、生态经验、神话人物和社区伦理与飞船、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外星文明并置。传统不再是未来的障碍，而成为未来得以成立的材料。
奥科拉福的《宾蒂》系列正是一个典型例子。主人公宾蒂出身于纳米比亚的希姆巴族群，是家族中第一个获得进入星际大学奥姆扎大学资格的人。她离开家乡，走向遥远宇宙，却没有把自己的文化身份视为必须摆脱的负担。她所使用的“奥兹”——一种由红土和香料调制而成、具有文化和身体意义的膏体——始终伴随着她。它既是她与故乡的联系，也是她在陌生宇宙中维护自我身份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宾蒂所拥有的数学能力与调和能力，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她身上同时携带着家族传统、身体记忆和文化经验。正是这些被主流现代性叙事视为“地方性”的知识，使她能够在不同文明之间沟通。她不是通过抹去差异进入宇宙，而是带着差异进入宇宙；她不是通过成为“无文化的人”而获得未来，反而是在承认自身文化来源的过程中，成为跨物种、跨星际关系的调停者。《宾蒂》因此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味的问题：文化差异究竟是进入未来的障碍，还是理解未来的资源？奥科拉福的回答显然是后者。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未来，不应要求人们忘记故乡、语言和祖先，它应允许不同文化带着自身的记忆，共同参与未来的创造。
从“会计算的机器”到“会记忆的智能”
非洲科幻不断扩展“智能”的含义，在非洲科幻中，智能不仅意味着分析、预测和执行，也意味着记忆、关系、倾听与责任。这与非洲许多文化中的口述传统密切相关。以西非传统中的“格里奥”（griot）为例，它常被译为“说书人”“吟游诗人”或“叙事者”，但它的角色远不止讲故事。格里奥保存家族谱系、记录历史事件、传递伦理经验，也通过歌唱、音乐、叙述和仪式维系共同体的记忆。对一个共同体而言，格里奥并非单纯的娱乐者，而是活的档案、记忆的守护者和社会关系的编织者。当人工智能被设想为某种意义上的“数字格里奥”时，问题便不再只是机器能否回答问题、生成文章或执行指令，而在于它能否保存和尊重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记忆，是否能够理解一则神话、一首歌谣、一种方言背后所积累的历史经验，是否能够区分公共知识、私人记忆与神圣禁忌。
非洲科幻叙事的意义，恰恰在于此。祖先并不一定要被理解为某种超自然存在，它更意味着机器是否能够进入由历史、语言、土地、家族和伦理构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在许多非洲文化传统中，祖先并不只是遥远的过去，而是通过名字、仪式、土地、家族故事、道德规范和生活习惯持续参与现在。过去不是已经终结的时间，而是不断被讲述、被纪念、被重新解释的存在。于是，未来也并非与过去一刀两断，而是过去以新的形式进入当下、塑造未来。这种时间观与西方现代性叙事中线性的“进步时间”形成了微妙差异。后者常常将未来理解为摆脱过去，认为传统必然要被技术更新所取代；而非洲科幻中的未来更像是一种叠加的时间，祖先、活人、尚未出生的人，乃至非人类生命，都可能同时参与其中。
肯尼亚导演万努里·卡希乌的短片《呼吸》便呈现了这种时间感。影片设定在未来东非：人类经历生态灾难之后，被迫生活在地下封闭社区；水成为严格配给的资源，人的活动也被高度技术化管理。女主人公阿莎偶然收到一个带有土壤的包裹，并发现其中存在生命的可能。她最终带着种子离开地下空间，走向荒芜的地表。《呼吸》并没有将科技简单描绘为敌人。影片中的系统、设备和人工智能式的管理机制，确实维持了地下社会的生存，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制造了封闭、匮乏和对自然的隔绝。阿莎对种子的守护，既是一种生态行动，也是一种记忆行动。她守护的不只是植物生命，更是人与土地之间曾经存在的关系。影片所指向的未来，不是纯粹由技术管理的未来，而是技术必须重新学习如何与土地、身体和生命共处的未来。这正是非洲科幻中“智能”的另一层含义，智能并非征服世界的能力，而是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能力。
身体与技术的权力问题
非洲科幻中的技术想象并不回避阴暗面。相反，它常常通过未来装置揭示当下的权力结构：殖民遗产如何进入城市管理，资本如何进入人的身体，算法如何延续不平等，技术如何成为控制而非解放的工具。尼日利亚裔英国作家塔德·汤普森的《玫瑰水》便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以尼日利亚未来城邦“玫瑰水”为背景，围绕外星生物、心灵感应、城市治理和个人身份展开。这里的未来并不是光洁、透明、秩序完美的技术乌托邦，而是充满污泥、疾病、欲望、暴力与秘密的复杂空间。外星生命的降临没有自动带来人类的进步，反而加剧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体与不同权力之间的冲突。《玫瑰水》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拒绝把技术和异质生命简化为单纯的威胁或救赎。小说中的“智能”与身体、疾病、记忆、性别和城市底层生活纠缠在一起。人并不能站在技术之外，对技术进行绝对控制；技术也无法脱离人的欲望、恐惧和社会结构而独立存在。未来因此呈现为一个混杂的、充满摩擦的场域。博茨瓦纳作家特洛特洛·察马塞的《子宫之城》同样以身体为中心，探讨技术、性别、暴力与社会控制。小说描绘的未来世界包含意识转移、人工生育、身体改造等元素，但这些技术并没有天然导向自由。相反，它们可能成为精英权力和社会暴力的新工具。身体在这里既是被规训和被侵占的对象，也是记忆、愤怒和反抗的载体。
这类作品特别值得当下的人工智能讨论重视。我们常常把人工智能视为“无形”的系统，仿佛它只存在于云端、代码和屏幕之中。但非洲科幻提醒我们，任何技术最终都会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它影响谁能够获得教育和医疗，影响谁的语言能够被识别，影响谁会被系统误判，影响谁的劳动被替代，也影响谁的身体和情感被纳入数据化管理。换言之，人工智能并非抽象的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伦理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吕腾曾在文章《人人都在聊未来产业，无人关心未来社会》中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判断：我们正在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工具规划“未来产业”，却常常以零散而不足的社会想象面对“未来社会”。这句话点出了当前技术发展中的一种不对称：我们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将创造多少产业、带来多少效率、形成多大市场，却较少系统讨论它将塑造怎样的社会关系、文化结构和人的生活方式。
非洲科幻的价值，正是在于它拒绝将技术与社会分开。它提醒我们，技术发展不能脱离人的尊严，也不能脱离历史形成的不平等。一个只追求效率的未来，未必是一个更公平的未来；一个拥有强大模型的社会，未必就是一个更有智慧的社会。
谁被机器听见，谁被机器遗忘？
人工智能时代最值得警惕的问题之一，是数据殖民与算法偏见。
大型语言模型和其他人工智能系统需要依赖巨量数据进行训练。然而，数据从来不是中性的。哪些语言拥有丰富的网络文本，哪些文化拥有可供扫描的档案，哪些知识能够被标准化、结构化和商品化，这些都决定着谁能够在机器的“世界知识”中占据位置。如果一种语言在互联网中缺乏足够文本，如果一个民族的知识主要通过口述、歌谣、仪式、手工艺、地方叙事和身体实践传承，那么它就可能在人工智能系统中被视为“低资源”甚至被直接忽略。久而久之，少数强势语言和强势文化会在算法中被反复放大，其他知识传统则被进一步边缘化。表面上看，人工智能连接了世界，但如果其训练数据、评价标准和商业逻辑都集中于少数技术中心，它也可能以新的形式复制旧有的文化等级。这正是“数据殖民”一词所揭示的风险，过去对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的占有，可能在数字时代转化为对语言、行为、记忆和知识的占有。
非洲科幻对此早有预感。奥科拉福的《潟湖》中，外星生命降临拉各斯，整个城市被迫重新面对语言、宗教、媒体、政治与人群之间的差异。小说没有把拉各斯描绘成等待被外部先进文明拯救的地方，而是让它以自身的复杂性、混乱性和生命力参与全球性事件。不同语言、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人群并不自动形成共识，但正是这种多声部的存在，构成了城市真正的活力。
今天的人工智能同样需要这种“多声部”。它不能只理解标准化语言，也应努力听见方言、口述传统和地方性知识；不能只从全球北方的数据库中学习世界，也应承认全球南方是知识生产与技术创造的重要主体。
近年来，推动非洲语言自然语言处理的协作网络，如Masakhane和Griot AI项目，在这一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它们不仅关注机器翻译、语音识别和语言模型的技术进展，更试图让非洲研究者、非洲语言和非洲社区进入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这种努力并不只是“让机器多会几种语言”，而是让不同文化拥有参与智能时代的权利。
当然，文化记忆的数字化也不能被浪漫化。并非所有传统知识都适合被采集、上传和训练。某些仪式内容、家族记忆、宗教知识和社区经验具有神圣性、私密性和专属性。技术如果只以“开放数据”和“信息共享”为名进行无边界采集，就可能造成新的掠夺。
因此，一个真正尊重文化多样性的人工智能体系，至少需要遵循几项原则：其一，知识采集必须建立在知情同意基础上；其二，社区应参与数据治理与使用规则的制定；其三，技术收益应当以适当方式回馈知识生产者；其四，系统必须允许不同文化对自身被呈现、被解释和被使用的方式拥有发言权。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人工智能不应只是更大的模型，而应是更有边界感、更有责任感、更擅于倾听的系统。
当机器人遇见祖先，我们真正要思考的并不是机器会不会变得像人，而是我们希望机器继承怎样的人类历史。如果它只继承效率、竞争、控制和消费，那么再强大的人工智能也可能加剧人类社会的隔绝与失衡，但如果它能够学习尊重、记忆、责任、倾听与合作，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不同世代和不同共同体的桥梁。非洲科幻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某种现成答案，而是因为它改变了提问的方式。它告诉我们，未来不应只有一个版本，技术不应脱离文化记忆，智能不应只有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应有理解关系、承担责任和维护共同生活的能力。
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和而不同”，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可以与非洲科幻中的共同体想象形成呼应。不同文明可以在保有自身记忆、语言和价值的同时，共同参与对技术规则和未来社会的塑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