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泓烨
“新红色经典”提出的依据
记 者：傅老师好，祝贺您以《“新红色经典”论》一书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对您而言，文学评论特别是理论建构的意义是什么？在新时代，文学评论者有何特殊的使命？
傅逸尘：文学评论、理论建构当然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但对文学创作而言，其意义有如哲学之于其他学科，或者之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的作用不见得那么直接，但读了、深切地体会了，就不同了。换言之，文学评论、理论建构对文学创作是有指导价值与意义的，起码与作家是一种对话或碰撞。“新时期文学”之所以思潮翻涌，与文学评论、理论建构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这是文学评论与理论建构积极推动的结果。
我做文学批评的年头也不短了，但还谈不上做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贡献。每个批评家都会努力去寻找和发现自己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都取得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当代文学却没能跟上这个时代高速发展的步伐，这与文学评论、理论建构的薄弱有相当大的关系。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无论自身学识，还是批评的能力，都还不足以达到这样高的要求。不过，我会努力，以自己真诚的批评，为新时代文学涌现高峰作品尽绵薄之力。
记 者：从具体的文学评论、文本细读，到关于“新红色经典”的系统阐释，您认为最难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傅逸尘：最困难的应该是寻找能够统领这一体系的内在核心思想，即前面我提到的具有哲学高度的意义。我一直在想，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包括艺术，之所以思潮迭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现代哲学高度发达，正是这些思想引领和支撑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就相对缺乏这样引领时代精神的哲学潮流，导致即便我们不缺乏有才华的作家，却少有人能写出具有思想深度、能够表达这个时代精神高度的优秀作品。
我在对“新红色经典”进行分析时，最重要的启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个“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谓之“人民史诗”：“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习近平总书记进而要求，“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这就是具有统摄力的核心思想与时代精神。我对“新红色经典”的分析，就是据此展开的。
何为“人民史诗的文学”
记 者：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真正被纳入“人民史诗的文学”的范畴？
傅逸尘：首先是对“人民史诗”的认识与理解。“人民史诗”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历史，也包括当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提炼中国经验、阐释中国精神、传播中国话语。
“人民史诗的文学”包含三个本质性元素：一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的“史诗性”，包括革命历史与当下现实两个阶段；二是以“史诗”的文学形式与艺术品格来书写这百年历史；三是要写出“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所内蕴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如此长河般的历史与现实应该也必然具有人民性与史诗性，召唤着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竞相涌流。
“人民史诗的文学”在近年来涵盖了两个较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一是脱贫攻坚、“新山乡巨变”等反映城乡变化的现实题材作品持续涌现；二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呈井喷之势。前者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当下延续与未来想象，后者是脱贫攻坚、“新山乡巨变”等现实书写的前提或来路。这两种现象实乃一条线段之两端，共同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艰苦奋斗、勇毅前行的历史进程。它们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在文学形式上，都在向着“人民史诗”的思想高度、宏阔格局、艺术形式勉力探索，值得持续关注、批评和研究。由此，“新红色经典”的崭新历史亦得以建构成型。
记 者：“史诗性”并非新时代的新概念，早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进行评价时就被广泛使用。当年用于评价“红色经典”的“史诗性”标准，是否完全切合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创作实际？二者语境不同，“史诗性”的内核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傅逸尘：关于“史诗性”概念，有多种权威辞典的标准阐释，但我比较看重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一文中所反复强调的“伟大精神”。不是说，用长河小说的形式，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涉及众多的人物命运，就一定是史诗。为什么现在要重提“史诗性”？就是要重新定义、理解和认知以往的革命历史与当下的伟大现实。因此，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一定要在内容、形式与风格上创造出具有中国精神的“史诗性”作品。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革命历史，理应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性”作品予以表呈，而且也应该产生那样伟大的作品。
新时代语境中的新叙事
记 者：从创作主体来看，“红色经典”作家大多是战争亲历者，写作源于切身生命经验与历史记忆；而“新红色经典”的创作者大多未亲历战争，依靠史料研读、田野考察与文学想象完成重述。这种“亲历式书写”到“非亲历式再叙事”的主体经验更迭，如何重塑新时代红色文学的历史观、真实观与叙事伦理？
傅逸尘：“红色经典”最值得称道的是生活细节的鲜活性与真实性，有着作者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真实体温。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生活细节的鲜活与真实并非小说唯一的标准。“亲历”当然是创作的优势，但是，当时很多作者将自己最精彩的生活写进第一部作品后，便再难超越。而当下“革命历史再叙事”的一些作家在语言与技巧、观念与视野、思想深度与想象力等方面，都很有时代的优势，按理说应该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才对。然而，文学毕竟不是科学。伟大作品的产生，与作家距离其所描写历史的远近，并没有决定性的关联。
记 者：有学者提出“红色叙事”普遍存在“潜结构”与“潜叙事”，隐秘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结构与审美范式。对照这一论断，您认为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与“新红色经典”，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红色文学的“潜结构”，实现了叙事范式的现代性突围？
傅逸尘：承袭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叙事方法在“红色经典”作家中很普遍，这与写作者的文化构成以及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传统文学浸润有直接关系。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作家基本都是大学毕业，甚至不乏硕士、博士，而且他们在年轻时代接触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经历了“新历史主义”思潮，这对他们重新审视革命历史、进而用自己独特的思想方法和语言形式表现革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在书中梳理的七个方面也只是一个大概轮廓。我关注的作家作品在“审美现代性”方面是很突出的。在技术层面，“新红色经典”的创作主体较少使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但这并不影响作品的“正面”表达。
记 者：您特别关注到谍战、战争题材的创新，比如《千里江山图》的先锋语言、海飞谍战系列的民间烟火气。类型化创作与纯文学表达的融合，是不是“新红色经典”出圈的重要密码？
傅逸尘：类型化创作能否表现“革命历史题材”？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一题材本身多数都是写战争。至于谍战，如海飞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还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影视作品中，而且非常出彩。《千里江山图》有谍战的元素，但是否要归类到谍战小说还可以商榷。如果说它是先锋小说可能更接近作品本质，比如“新小说”式的隐蔽视角和“零度叙述”等特征非常明显。
记 者：“新红色经典”适配当下青年的共情点、共鸣点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用全新的历史叙事来完成红色血脉的赓续？
傅逸尘：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学，年轻一代受众是在高强度、高信息量的视听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反感说教，但并不拒绝深度；追求叙事速度和强感官刺激，但更渴求智性的挑战。也正因此，重现或还原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实性，似乎是当下青年读者的审美新需求。“新红色经典”创作越来越专业化、知识化的人物设定和形象塑造，不仅是一种叙事创新，更创造了一种可以和当下高度知识化的年轻受众同频、共情的身份认同。这方面确实需要今天的作家去大胆尝试和探索。
记 者：在您看来，推进关于“新红色经典”的分析和阐释，有着怎样的意义？
傅逸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历史，其厚重与丰富性、传奇与独特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其罕见的，已经上升到人类的精神史与文明史的高度，而中国文学对此的书写可以说远远不够。红色的“革命历史”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借鉴世界文学经典作品与理论观念，建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刻不容缓。这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表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对激励全国人民砥砺奋斗，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