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力

算法惹恼的人不少。

信息茧房、标题党、流量造假、劣币驱逐良币，种种乱象一桩桩摆在那里。于是有一种痛快的主张：干脆把算法关了，行不行？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想一想——假如没有算法，作品怎样播出？优秀作品又怎样脱颖而出？

没有算法的日子，我们其实经历过

电视台时代，节目能不能播出、几点播出，由总编室排节目表决定；书店时代，哪本书摆进橱窗、哪本书躺在库房，采购和营业员说了算。这套办法的好处是有人把关、有人负责，一部作品与读者见面之前，先经过专业眼光的研判。坏处是渠道太稀缺。全国一年生产电视剧几百部，能进黄金档的不过几十部；一年出版图书几十万种，能摆上书店门脸的不到千种。一部《渴望》播出万人空巷，固然因为戏好，也因为那时全国只有那么几个频道。新人新作想出头，先要挤过守门人的独木桥。守门人有眼光，也有偏好；有公心，也难免有人情。多少好作品，不是不存在，而是从来没被摆上货架。

当然，也不必把“守门人时代”说成一团漆黑。责任编辑发现过默默无闻的作者，老编辑部的审读会挡住过粗制滥造的产品，那时的水准线是靠专业熬出来的。问题只在于门槛太高、出口太少：一条窄路，走得再稳，也载不动亿万人的表达。

那个年代，我们抱怨的是另一种不公：凭什么由他来决定我看什么？算法正是在这种抱怨声中登场的——它许诺让每个人自己划出自己的世界。

假如今天关掉算法，回来的会是什么

先看看今天的供给规模：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已达10.99亿，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各平台日均新增内容以亿计。在这样的体量面前，假如没有算法，只有两种结局。一是回到人工编辑——可编辑再多，能审看分发的不过万分之一，等于把读者扔进一座没有索引、没有目录的图书馆：不是选择更自由，而是根本无从选择，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作品将永远互相找不到。二是退回“位置经济”——谁有钱买首页，谁有关系进推荐位，黄金档的逻辑卷土重来，而且比从前更隐蔽。那种交易不留痕迹、无从查起，还不如一行行可以备案、可以审计的代码。

也有人说，关掉算法可以靠编辑推荐、人工排行榜。可“人工算法”同样是算法，而且是易受干扰的算法——它渗透着人情，承受着资本的公关，却没有任何备案、审计和问责制度罩着。相比之下，机器的规则至少写在纸上，人的规则往往藏在心里。

更深一层想：没有算法以前，优秀作品只能靠名家推荐、奖项加持、媒体造势、口口相传四条路脱颖而出。算法提供了第五条路：让作品直接面对观众的投票。这条路如今被流量逻辑带偏了，但路本身没有错。

不妨再做一个有趣的实验：当所有平台同时关掉推荐算法，首页只剩按时间排列的信息流。会发生什么？头部账号凭借既有的千万粉丝继续霸占注意力，名家的新作依旧一呼百应，而昨天刚注册的新人，作品发出来如石沉大海——恰恰是新作品最需要算法：平台会分给它一小股试探性流量，让观众投票决定它有没有资格走向更大的池子。取消算法，等于取消新人的入场券，把“被发现”的权利重新交还给名气、人脉与资本。

当然，算法也曾带来正向价值。山西的剪纸艺人、四川的种田小伙、业余写网文的青年，他们的作品能被千万人看见，靠的不是谁的提携，而是分发门槛的降低。新大众文艺的繁荣，一半靠创作门槛降低，一半靠分发机制的优化。过去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被看见，如今普通人也有了被看见的机会。

把时间拉长了看，人类文艺史也是一部分发史。口耳相传的时代，史诗的留存靠游吟诗人行走四方；印刷术让小说走进千家万户；广播电视把同一首歌同时送进亿万观众的客厅。每一次分发技术的变革，都伴随一阵“世道要坏”的慨叹，又都最终扩大了文艺的疆域、壮大了欣赏的队伍。算法是最新的一次。它带来的问题是真的，但它打开的可能也是真的——问题要治理，“可能”不能丢。

真正的问题是算法听谁的

所以答案渐渐清楚了：假如没有算法，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便利，而是海量时代唯一可能的分发方式。砸碎机器解决不了机器带来的问题。

真正要回答的是另外三个问题：算法听谁的——是设计者、资本，还是公众利益？为谁服务——为用户时长，还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受谁约束——是内部自转，还是在备案、审计、问责的笼子里运行？好的算法是放大器，让好作品传得更远；坏的算法是哈哈镜，把整个内容生态照得变了形。算法从来不是中立的尺子，指标怎么设、权重怎么分，写进代码的就是立场——既然如此，要做的就不是砸掉它，而是给它立规矩：把社会效益写进权重，让它得到约束、沿着规范的路径运行；把流量保护通道留给那些思想艺术过硬却天然不会“吸睛”的作品；把评判权从数据手里拿回来，交还给人民。

说到底，算法就是今天的“总编室”。总编室可以改革，可以监督，可以要求它公布版面规则，但不能没有——关键是谁给它定“办报”方针。方针正了，算法是舟；方针歪了，算法是壑。我们要做的，是掌住这个舵。

（作者系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