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42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高原戍边。起初，我们部队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修筑青藏公路，高寒缺氧，冰封雪裹，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袄。晚上睡在帐篷里，穿着绒衣绒裤，盖着被子，有时还得加盖一件皮大衣。早晨醒来，大头鞋冻在地上，摇晃几下才能拔起来。在那里走路都气喘，更别说干重体力活了。有的战友因高原疾病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我也晕倒过，但很幸运，又醒了过来。十年间，我们师牺牲了108名战友，我们将他们称为“一百单八将”。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我不写他们，谁写他们？于是，21岁那年，我在唐古拉山的野营帐篷里，开始了业余写作。

40年来，我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出版了十余部书，包括七部长篇小说、两部报告文学，还有诗歌集和散文集。这些作品大部分是高原戍边题材，后来有论者称之为“戍边文学”。我50多岁重返西藏，因工作繁忙、年龄渐大、高寒缺氧、睡眠不好等原因，夜里不敢再加班写作，近十年没有创作长篇小说。

搁笔十年后重新提笔，是因为我退休离开了高原，不再奔波忙碌，有了空余时间。回到氧气充足的内地，想起高原边关，想起仍在戍边的战友，心里便生出一丝愧疚，好像自己是个逃兵，尽管我已到了最高服役年龄。离开高原后，我急切地在“次高原”找到一处偏僻之地，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开始创作酝酿已久的《天牧》。

《天牧》不仅是单纯的“诉苦”和牺牲奉献，我想将笔触伸向新时代军事变革和军警民戍边共同体叙事。在我看来，新时代军事文学特别是戍边文学，应该融入民族复兴、大国博弈、科技强军的时代叙事，书写新一代戍边军人的精神跃升与信仰坚守，塑造有信仰、有血性、有才智的戍边军人形象；应该从传统叙事向多元叙事转变，融入现代主义、先锋笔法、心理叙事，直面戍边军人的使命担当、个体成长与家庭困境等深层次矛盾，将英雄“人性化”，塑造真实可信的戍边战士，拓展戍边文学的叙事边界。

这些年来，我几乎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县市，在履行戍边使命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我们特战部队的狙击手有男兵，也有女兵，我对他们十分熟悉。他们肩负使命职责，也有个人困惑和家庭困难。有一名藏族女狙击手，来自偏远的牧区，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中尉排长，后来也成为先进典型，在全军享有盛名。还有一名边防军人，退伍后重返高原创办“牦牛合作社”，带领牧民发家致富，并且加入当地的预备役部队，充当老部队的“磨刀石”，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戍守边关。这些战友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天牧》里的人物原型。

军队是戍边的“主力军”，但不是全部。治国必治边，新时代的稳边强边工作，需要屯兵安民并举、固边兴边并重，提升军警民团结协作、应急保障和联合作战能力，建立起立体多元的戍边共同体。只有这样，边疆才能稳固，才能长治久安。戍边文学既是国防安全叙事，也是个体生命叙事，既要书写国家大义，也要书写个体生存状态，应将普通戍边者的个体命运融入国家宏大叙事之中，书写他们在面对高原苦寒、现实困境、个人情感时的抉择纠结，展现真实的人性温度。

戍边多年，我也结交了许多藏族牧民朋友。每次路过牧场，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拐进去看一看，走进牧民的帐篷或藏式土坯牧屋，喝上几杯酥油茶，跟他们聊聊天。《天牧》里有关牧区场景和牧民日常生活的描写，都来源于我多年与牧民朋友交往过程中的观察与积累。有位战友从部队转业到当地林草局，我常去他那里了解情况，查阅有关牦牛饲养和牧业发展方面的资料。《天牧》中对牦牛、雪豹、雪狼、旱獭、鼠兔等高原动物以及十几种牧草的描述，不是我凭空臆造，都有科学依据。

这部小说我在心里“养”了十年。退休后，我第一时间带着笔记本电脑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去了2000米左右的“次高原”开始创作。修改书稿过程中，我又多次回到“次高原”，写一稿换一个地方，在外“游击”了三年，先后“折腾”了七稿。这部小说可能还不够完美，但我已经尽力了。对我来说，完成了，心里便踏实了。应该说，这是我致敬高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献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