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益民的《天牧》是一部聚焦新时代高原戍边军民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作者40余年创作生涯中“最用心、最有难度的一次写作”，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的献礼之作。

作品叙述的是山地旅“枪王”余木，退役离开高原特战部队之后，又重返高原创业戍边的传奇经历。选择他作为主角，体现了党益民“戍边文学”独特的创作思维。作者笔下的“戍边人”不仅仅有边防军人，也包含边境地区的普通老百姓。小说描写的是以边境安全与发展为共同目标，由边防军人、退伍兵（预备役士兵）、基层干部、警察、边境牧民等在军事文学中较少出现的“戍边共同体”。而余木这样一位重返高原的退伍兵，就成了架设在军民之间的一座多重视角的叙事桥梁。这个巧妙的角度，把军民共同戍边的历史与现实连接在一起，使得作品更加真实宏阔，具有很强的在场感。

小说中的军人角色有牺牲的赵哲队长，山地旅旅长、特战大队大队长王言，反恐战斗中断掉一支臂膀的李海，还有山地旅卓玛、胡薇、刘春丽、次央等女子特战队员。这些人物主要生活在军营，活动范围较为有限。而边境小镇牧区的地方人物，如牧民嘉措啦和贡吉夫妻，他们的三个孩子娜珍、旺姆、强巴，“牦牛合作社”的巴桑、小镇警察朗杰、政府郝书记等，还有后来闯入牧场的女子吴丽、间谍桑姐、阿江等，他们生活的范围比军人广阔，但也仅限于小镇与牧场。可以说，这两类人的生活空间都是有限的，只有余木这样的退伍兵才能穿行在军人与边地各色人等之间，起到联结众多人物的作用。因而，他就成了小说的理想主角，由此构建起有着启发意义的“戍边共同体”叙事架构。这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戍边故事更大的意义与力量，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思维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边塞叙事文学的范畴，丰富了我们对戍边文学概念的理解与认知。戍边文学具有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多重意涵。

回归情感的“边关”

传统的边塞叙事，讲的大都是踏上征途、在边关耗尽青春的故事。《天牧》却让余木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退伍了，离开了边关，发现再也回不到曾经熟悉的繁华都市，那些安稳的工作、唾手可得的日常都离他越来越远。他真正惦记的是那个差点要了他的命也让他脱胎换骨的高原，还有那位因他的失误而牺牲的队长。“边关”在小说中不是主角离开或者偶尔思念的“老营盘”，而是主角要“回归”的地方。于是，他在掩埋队长的边境牧场，与当地政府一起创办了“牦牛合作社”。这段经历于他而言，是情怀，也是重生。这样就把“边关”从一个地理概念，改写成了一个情感概念。余木重返高原，既是继续戍边，也是回归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这是整部小说最动人的意象逻辑。死者长眠于此，生者在此扎根，牧场既是埋葬队长的墓地，也是余木涅槃之所。

作品中的“牦牛合作社”，让“戍边”的内涵发生了质的转化。“戍边”原本是军事意义上的驻守边疆，但“牦牛合作社”却让“戍边”变成了军事戍守兼振兴牧业的“民生守卫”。“戍边”从军人的职责，变成了众志成城的新型“戍边共同体”。戍边部队的强军实践、牧民的日常、牦牛的繁衍、牧草的轮替、高原动物的相互依存等，这些具体的边关事物，也许就是新时代戍边文学“由单一转向多元、由内缩转向外扩、由封闭转向开阔、由偏僻的冰山雪谷走向人民大众”的具体表现。

丰富“戍边文学”的内涵

吴丽（李雪）这一人物的设置，是小说颇具巧思的安排。她初现于雪山牧场时自带神秘感。作者刻意留下悬念，让读者不禁猜想：她是企图非法越境的逃亡者，还是身份特殊的潜伏人员？这些疑问，直到故事结尾才一一揭晓。这种后置解密的叙事方式，打破平铺直叙的静态书写，推动故事在层层探寻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这条线索还牵出一条跨度悠长的历史脉络，串联起三代高原戍边人的命运。吴丽的继父曾在藏区服役，退伍之后又重返高原支教三年；吴丽翻阅余木的笔记时，又接触到更早一批戍边军人的过往。由此，小说将战争年代的第一代高原军人、后继的第二代戍边官兵、驾驭新式装备的新时代军人，还有脱下军装仍留守高原的预备役军人余木，以及老牧民嘉措父辈参与支边牦牛队的往事交织在一起，铺展出一代代军人与当地牧民接力守边的厚重图景。这种接力式的叙事结构，赋予这部“正在进行时”的现实题材小说难得的历史纵深感。

小说的情感线索跌宕曲折，叙事布局颇具留白的巧思，常常打破读者预先形成的种种预判。围绕主人公余木，作者设置了旺姆、娜珍、吴丽、苏丹等几位性格鲜明、各自独立的女性形象，人物走向并不容易预判。故事最终没有给出传统意义上的情感归宿这样的开放式处理自有深意：余木的内心，始终放不下牺牲的队长，也始终背负着自我救赎的课题与戍边的使命。他一心恪守军人本色，带领当地牧民增收致富，向新战友传授射击本领，当好山地旅的“磨刀石”；在内心的创伤尚未平复之前，他不愿接纳任何一段感情。

在这群女性之中，吴丽最接近核心女性角色。她背负争议的“逃亡者”身份，与余木“退役枪王”的身份形成一组耐人寻味的镜像——两人都行走在边境线上，都在艰难找寻属于自己的救赎与重生。整体来看，作者的叙事手法克制内敛，文字洗练，没有刻意煽情。情节推进与人物刻画依从生活情理铺展，尤为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

小说中那些高原另类“主人”——动物们，对它们的拟人描写最见功力。无论是高原牦牛、雪豹、野狼、岩羊、鼠兔、旱獭，还是对十几种牧草的描写，都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在创作谈中曾经谈到，对这些高原生灵的描写都有科学依据，为此他多次向林草部门和当地牧民请教。小说中的动物不是风景的装饰，而是牧场生态与牧业生计的一部分，也是戍边生活的另一道风景。夜里，雪豹会逼近羊圈，野牦牛在风雪中傲然挺立，旱獭和鼠兔等高原小生灵在草场地下挖出四通八达的洞穴，构造出自己独特的世界，以各自的方式参与高原生态的运转。作品以独特的方式呈现这些高原动植物，丰富了戍边文学的内涵。

揭开雪线之上不为人知的秘密

《天牧》的创作追求不止于讲述军民戍边与牧业振兴的故事，更在于揭开雪线之上那些不为外人知晓的秘密：军人的使命、牧民的生计、动植物的独特存在，还有高原本身的脾气秉性。把“忠诚”与“解密”并置，这部小说就有了更为广阔的叙事指向和现实意义。

小说的标题本身就蕴含着天地共生的哲思：天放牧人，正如人放牧牦牛。这一隐喻，既道出这片土地上本然的生存形态，也承载着深沉的思考。《天牧》还采用了别具一格的空间叙事。党益民曾谈及，这部作品将高原军营、边境牧场、偏远小镇与内地都市并置对照、彼此映照。这种写法和《一路格桑花》形成明显区别：《一路格桑花》以外来都市女性进入高原的视角，依靠都市与高原的碰撞推动故事；而《天牧》转换了叙事视角，以退伍军人的经历展开叙事——他们从高原走向内地，最终又选择重返高原。内地都市不再是审视边疆的参照视角，反而成为人物想要离开的地方。视角的这一重反转，使得边疆在文本之中，成为精神意义上的中心。

《天牧》体现了军旅文学对英雄形象的祛魅与重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军旅叙事中的英雄往往都是无欲无求、没有个人情绪的符号。而近20年来，从“新红色经典”的讨论到军事文学的“人性化”转向，文学界逐步形成共识：真正的英雄，必须先是一个可信的人。小说中的余木就是一个“有缺点的英雄”。他不是完人，心底藏着愧疚、犹疑、放不下的牵挂与不肯言说的秘密。正是这些复杂的情绪，才使得他有了真实可信的体温。

《天牧》拓展了新边塞叙事的书写边界。传统边塞叙事多聚焦征戍、战事，落脚于国土防线的地理边界与精神疆域，而这部小说则将戍边的场域延伸至雪线之上的牧场、牧民合作社的围栏之间，让“戍边”成为军民共同守护边疆、扎根边地生活的具体实践。余木坚守的不再是一条必须时刻准备开枪、交火的防线，而是一片需要悉心经营和保障边疆百姓安居乐业的土地。这正是和平时期“强边固防”的现实内涵，也实现了边塞叙事的一次富有新意的突破。

（作者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