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学与纪录片的互动越发频繁，一批聚焦作家、文学文本、文学生活的纪录片陆续走进大众视野。当纪录片用文学的目光细细看取生活，不仅为影像本身增添了诗意的质地与人文的纵深，也让文学走出书斋，以视听形态汇入公众视野，为大众亲近文学、触摸文学提供了重要窗口。
努力寻找更加新颖的表现手段
11月8日，《诗美长江》在三峡开拍，这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第4次率队拍摄文学纪录片。多年来，他特别着迷于这一类创作。早在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张同道便萌生了拍摄文学纪录片的想法，但当时的他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表现方法，未能成行。
“文学就像风干了的鱼干，饱满的文学必须靠读者的想象，让它重新回到生机勃勃的样子。”文学纪录片的难点正在于如何把抽象的、作家脑海中的内容转化为可视、可听的影像，张同道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努力突破前人与自我，试图找寻更加新颖的表现手段。
2014年，他第一次在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中尝试表现作家。这次创作以法国医生贝熙业为主体，对其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圣-琼·佩斯有所呈现。2020年后，他相继拍摄了《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故乡》（第二季）《诗美成都》等文学纪录片。在《文学的故乡》中，他曾尝试回到作家的故乡寻找“文学现场”。“以莫言为例，小说《红高粱》中的高密东北乡来自现实但又不是完整现实。我们让作家回到滞洪闸桥涵洞，那是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生命原点；回到胶河小石桥，那是小说《红高粱》的故事发生地，也是电影《红高粱》的外景地。我们通过现场和不同见证人的视角，来共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多元的作家形象。”他还尝试在片中让作家与艺术形象相遇，比如拍摄毕飞宇时，导演让作家自己划船，每过一个桥就碰到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拍摄阿来时，导演找一个人扮演土司站在官寨上同作家对视……“这种拍摄方法从影像角度来看是虚构的，但是从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过程来看，作家构思时脑海中确实浮现过这些人物，我们力图抵达心理真实与本质真实。”
张同道乐此不疲地做着富有作者意识的表达探索与试验。到了《文学的故乡》（第二季）时，对于以文字描述、不易表现的声音，剧组主创在新疆拍摄了挖“地窝子”的过程，让作家刘亮程站在“地窝子”里讲刮风时大树如何通过树根把声音传到地下；对于抽象的、不易还原的作家精神特质，剧组通过提炼意象，以动画的方式为作家每人挑选了一个动物，如在《文学的故乡》（第二季）中为韩少功选了凤凰、为刘亮程选了驴、为莫言选了鳄鱼、为张炜选了大象、为翟永明选了羚羊、为叶兆言选了石刻辟邪……对于刚刚开机的《诗美长江》，在表现文学的时候还能有什么新创意？张同道有一些初步构想，“这部纪录片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但会审慎使用。该片聚焦历代诗人与长江的相遇，问题是今天的三峡已不是李白、杜甫看到的三峡。昔日两岸绝壁夹持，江流狭窄湍急，而今三峡大坝蓄水后，水位抬升、江面变宽，夔门没那么显要了。我们或许可以动用人工智能在视觉呈现上虚拟还原低水位的古峡景观，复刻诗人当年的观看视角，以帮助观众更好理解古典诗意”。
让文学精神在荧屏继续生长
导演徐洁也曾以诗歌为表现对象，拍摄文学纪录片《诗行天下》。她以诗歌地理为视觉线索，走进中国十座城市，寻访人们与诗词的生命链接。北京恭王府，是叶嘉莹1941年就读辅仁大学女院的旧址。当年王府殿堂改作教室，后罩楼为女生宿舍，年少的她就在这里跟随先生潜心研读诗词。《诗行天下》摄制组将拍摄场景选在这里，七十余年后，叶先生站在当年移栽的海棠树下，内心的激动溢于言表，她缓缓地说：诗歌是一个人人格、品性、志向与理想自然而然的流露。读懂古人诗篇里的情志，我们自然也会得到提升。正如林则徐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人不只是赏花饮酒、自在逍遥，更要有高尚品格与精神追求。没有诗的滋养，人容易得意忘形、失意失度。我们看多了都市喧嚣，不妨慢下脚步，在诗词里体悟人生。正是这次拍摄经历，让徐洁认识到文学纪录片需要创作者拥有静下心来、“回归常识”的能力。她回到书案，阅读了大量古典诗词与当代诗歌，并将之置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中去理解。在与众多诗人、学者的交流学习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条反映中华文脉的影像阐释路径，并沿着这条路径先后完成了《中华文明》《梦幻敦煌》《国脉——中国国家博物馆100年》等一批文化类纪录片。
两个月前，以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为主人公的纪录片《奔流》正式开机。在该片总导演、制片人路树强看来，创作者如何真正走进作家的内心、实现情感共鸣，是拍摄文学纪录片首要考虑的问题，“这是冯骥才先生首部传记长纪录片。我们不想将该片视作简单的人物纪实拍摄，而是力图实现与作家精神世界的漫长对话。很多人认识冯骥才，或是读他笔下的市井传奇，或是知晓他数十年奔走守护民间文化遗产，但是此次拍摄，我们更希望跳出固有认知、不急于先行给出结论，而是去平视一位作家、文化学者的内心精神求索，同时以拍摄对象为圆心，打通文学、绘画、非遗、教育等各文艺门类之间的壁垒”。在此之前，路树强还曾在纪录片《作家·作家》中拍摄过8位作家。拍摄文学纪录片的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书籍，“读书的过程也是滋养创作者精神的过程，作家们的人生经验与思维方式不仅能够为纪录片创作提供别样视角，文学作品中独特的形式结构也对探索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有所裨益”。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今年4月，纪录片《当〈诗经〉遇见刘三姐》在广西南宁开机。该片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大片看总台”纪录片片单。该项目负责人李晓告诉记者，如今文学在纪录片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当〈诗经〉遇见刘三姐》的灵感正来源于以前广西作家用刘三姐山歌活泼泼的语言翻译诗经。“后来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把它翻译过来只是表面上的取其形，二者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联系。二者的相遇，既是同源文化的基因相认，也是民族精神的血脉重逢。在《诗经·国风》中保留着两千多年前的歌唱，其与刘三姐山歌的碰撞，串联起古今相通的民歌精神。我们采用经典名篇新译、广西山歌采风、八桂民俗深描、专家文化解读、音乐活化创演、青春影像表达六个维度，在片中构建起古今对话、南北交融的叙事体系，力求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层特质，在文学、音乐、影像的跨媒介叙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文化自信根基。”
技术革新背后是对创作者更高维度的要求
当下，纪录片创作与文学深度融合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新趋势。中国视协智能视听艺术委员会会长陈宏表示，纪录片站在文学的肩膀上，借助优质文学母本的影响力与扎实内容，拓宽了影像的思想纵深，赋予镜头更强的人文感染力。未来，纪录片和文学的联姻会越来越密切、深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也会使过去文学作品中不易被影视化的内容得以更好呈现。“过去对于文学所营造的意境、想象等，往往需要借助解说词使之外化，但是解说词加多了会影响纪实美学，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若搭实景则缺乏仙气，太虚又担心造成特效的堆砌，而此类场景正能发挥人工智能的长处，它能够在亦真亦幻、虚实相生间实现某种平衡。对于大观园这类经典文学场景，过去受到成本、材质、制作工艺等条件制约，很难完整还原文学描摹的样貌，人工智能则可以结合文本描述、文学评论的解读，兼顾当代受众的审美心理，建构出一个分寸适宜的大观园。”文字可以抵达已经消失的历史，但传统摄像机到达不了；文字可以抵达现实存在的宇宙深处和微观细胞，但传统摄像机到达不了；文字可以抵达未来的美好愿景与蓝图，但传统摄像机到达不了。在陈宏看来，所有这些无法到达的地方，人工智能都能够帮助创作者去实现。
技术革新的背后，是对纪录片创作者更高维度的要求。不少受访创作者表示，新时代的纪录片导演既要具有影视美学的素养，也要能够保证人工智能生成的形象、场景坚守纪实美学底线，恪守艺术创作的伦理准则与职业良知，对作品、对观众负责。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要兼具作家的观察视角与思辨能力，以敏锐的洞察力、充沛的想象力与深厚的创造力，扎根现实、淬炼艺术，由真实追寻真相，由真相探寻真理。
文学赋予纪录片深厚的灵魂，纪录片赋予文学鲜活的影像形态，让经典文学跨越边界，走入大众视野。相信未来，文学与纪录片将实现更深层的交融、共生，共同构筑兼具真实力量与人文诗意的视听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