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较的眼光品读世界各地童话，能够看见不同文明背后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把中外故事放在一起对照互鉴，辨析其间的共性与差异，读懂故事承载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内核，可以为当下本土童话写作汲取丰厚养分。
本期特约请天津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舒伟教授，围绕中外儿童文学里“蒙以养正”和“攸行至远”、“同源论”和“多源论”、《希腊神话》与《山海经》三组话题展开比较互鉴。文章借“他者”的参照反观本土文学，既探讨中国童话是否“古已有之”这一命题，也为我们开拓创作视野、激活传统资源、推进新时代童话书写带来诸多启发。 ——主持人 王泉根
自从有儿童，就有了儿童的文学，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从比较文学的视野，探讨中外童话叙事的历史与特色，将有助于我们如何理解童话，如何定义儿童文学，从而辩证地理解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儿童文学的融合赋能、创新发展。
“蒙以养正”和“攸行至远”：读者视野的儿童文学史
特定意义上，儿童文学是一种选择，是各个时代的成人为他们的下一代选择愉悦性和教育性的文学资源。这种选择来自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精神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加接近对儿童认知和审美的关注。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发自本能的基本认知：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人们需要把弘扬人间正道的内容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精神成长的奥秘就蕴藏在童年的秘密花园里。中国古代“蒙以养正”的观念涉及幼儿教育，《易经》第四卦《蒙》卦倡导利用儿童天性，顺应儿童求知欲，肯定了从小启蒙儿童的重要性。要正确培养儿童，就要以良好的教育、真实的学行来养成君子的品德，犹如“清泉出山，源远流长，清澈果决，自强不息，攸行致远”。根据当代童话心理学的观念，对于幼年期的孩子，培育道德的基础和最有效的方式是诉诸美好的情感而不是理性的规范。儿童文学存在的意义就是满足少年儿童的审美和情感需求。
哈维·达顿的《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1932），是儿童文学批评史的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对英国童话文学的缘起和发展进行了梳理。达顿认为，中世纪诗人乔叟的作品是英国童话文学的真正开端，主要表现在《坎特伯雷故事》中，由巴斯妇人讲述的童话题材的故事。通过从寓言到童话，从浪漫故事到童谣等文类的溯源探流，达顿探究了从早期的英语童话故事到19世纪60年代卡罗尔的“爱丽丝”系列小说的发展历程，以及生生不息的儿童幻想小说的潮流。达顿将英国儿童文学作为一个随时代前行的连续整体进行考察，构建了一种整体视野。塞思·勒若的《读者视野的儿童文学史：从〈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2008），视野更加宏阔，从读者接受的视域考察源远流长的儿童文学发展史。作者认为，自从有了儿童，就有了儿童文学，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勒若探讨了从古典时期的《伊索寓言》直到当今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宏阔历史图景，探讨了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学阅读如何形塑儿童的成长。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寓言集，《伊索寓言》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智慧和人生经验，同时也是最早的儿童文学读物之一。勒若的儿童文学史书写体现了20世纪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论的观念：文学史要关注作品接受的时代价值，文学史应当成为一部读者史，尤其要探究作品如何被不同时代的读者接受和理解，这也促使研究者去关注儿童读者在身心发育和心智情感的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审美需求变化。读者反应论不仅有助于构建大视野的儿童文学发展史，而且能够在儿童文学教学中，探讨如何通过“读者的感受”（readings）来构建“文学的感受意义”（feelings）。
历久弥新的经典童话：多源与多元
“同源论”（monogenesis）和“多源论”（polygenesis）是学界对童话故事产生源头与流传方式的两种解释。“同源论”认为某个故事出现后，很受欢迎，便有人把这个故事带到其他地方进行讲述。“多源论”认为，之所以在不同国度和地域出现许多相似的故事或母题，是由于人类共同的心理作用和精神需求。公元前1300年的古埃及故事“命有劫难的王子”是迄今为止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以文字记述的童话。这个故事记述在羊皮纸上，最后部分已无法辨认，但故事内容基本完整。在一个王子降生之际，爱神哈索尔发出预言：王子命中注定将死于某种动物之侵害（鳄鱼、毒蛇，或者狗）。为阻止预言的实现，国王令人在深山建房，单独抚养王子，不让他与外界接触。尽管王子从小与世隔绝，但长大后却执意要离家远行，直面命运的安排。他带着一条狗，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游历世界的路程。途中，他拯救了一位被囚禁在一座高塔里的公主。王子将有关自己命运的预言告知公主。公主悉心守护，使王子避免毒蛇之害。后来王子带着狗外出漫步，谁知那狗突然开口了，说要索取他的性命，因为这是命运的安排。王子拼命奔逃，跑到一个湖边，被一条鳄鱼抓住，鳄鱼并没有将他咬死，而是请他协助自己去拼杀一个魔怪……由于结局部分无法辨认，王子的最终命运成为一个悬念，但童话中主人公的远行历程和成长主题彰显无遗。故事里出现了非常重要的童话母题，如有关主人公命运的诅咒；为阻断预言之祸，国王下令将王子深藏起来，但终究无济于事；主人公遭受继母迫害；主人公攀上高塔，解救被禁锢的公主；主人公离家远行，踏上历险和成长的旅程，等等。后世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这些情节的影子。
《灰姑娘》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童话故事之一。在欧洲，这个故事最早的文字记述出现在古代历史地理学专著中。斯特拉波于公元前一世纪著有用古希腊语撰写的十七卷本《地理志》（Geographica），作者在书中第17卷第1章中记述的希腊少女罗多庇丝的故事，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最早的《灰姑娘》故事雏形。有学者考证，罗多庇丝是公元前六世纪嫁给法老阿玛西斯的一位女子。若果真如此，这也表明，古老的原型童话故事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斯特拉波本人在书中表示，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有相关的记述。根据斯特拉波的叙述，天生丽质的少女罗多庇丝出生于希腊，但被海盗掳走，卖到埃及为奴。有一天，罗多庇丝在溪水中洗浴时，一只老鹰从头顶掠过，叼走了她的一只金色凉鞋。老鹰飞到孟斐斯城的宫殿，将这只秀鞋抛落在埃及法老面前。法老认为，这天降之物必定是来自荷鲁斯神的昭示，于是传令在全国寻找鞋子的失主。人们最终在纳克拉提斯城找到了沦落为女奴的罗多庇丝，只有她的脚才配得上这只秀鞋。于是法老便娶她为妻，使她成为埃及的王后。与后来人们熟悉的灰姑娘故事相比，斯特拉波记述的故事与《灰姑娘》存在某些差异，没有出现恶毒的继母和姐姐，也没有午夜魔法的设定这一情节。
欧洲最早的具有儿童文学意味的灰姑娘故事是巴西耳于17世纪30年代记述的《猫咪灰姑娘》，载于故事集《五日谈》（1634）中。故事集最初的名称是《故事里的故事，或供孩子们娱乐的故事》，被称作欧洲“现代文学童话的基石”。法国作家夏尔·贝洛在《鹅妈妈故事集》（1697）中讲述的《灰姑娘，或玻璃秀鞋》呈现出更加丰满、更富心理意义的灰姑娘故事。自从于18世纪首次译入英语世界后，贝洛童话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与其后出现的格林童话，共同构成经典童话的两个重要代表。
在中国，唐代文人段成式（803—863）记述的《叶限》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类型童话的完整呈现，比贝洛的作品早近800年。《叶限》记载于《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具有中国地方民族文化色彩，讲述的是古代中国南方吴洞的孤女叶限历尽磨难，最终改变命运的传奇经历。灰姑娘原型故事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和改编，内容更加充实，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已具备现代灰姑娘故事的主要情节和人物要素。由周丁改编、康殷绘图的连环画《叶限姑娘》（1958）是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现代版中国灰姑娘故事，文字简洁流畅，画面古朴生辉。由王泉根著文，刘振君绘画的精装本《叶限姑娘》（2023），图文并茂，以生动的当代文学语言和栩栩如生的画面，呈现了新时代的中国灰姑娘故事。
当然，更早的中国灰姑娘故事还可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刘向撰写的《列女传·有虞二妃》中有关舜服鸟工龙裳以救井廪之难的故事。舜从小厚道孝亲，舜的母亲早年去世。舜的父亲瞽叟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下的弟弟和妹妹好逸恶劳，骄横霸道。瞽叟宠爱后妻所生的两个儿女，厌弃舜，经常压榨和奴役他，甚至多次密谋杀害舜。故事呈现了灰姑娘母题和基本情节主线，包括连续三次的谋害与奇妙的逃脱过程。故事中最具童话意味的因素就是关于奇异的“鸟工”“龙工”和神药的记述。舜换上五彩缤纷的鸟纹羽衣就可以变成一只大鸟展翅飞走；而穿上一件龙纹甲衣就可以变作一条鳞光闪闪的游龙，从地下穿洞潜遁逃生；在倒有神药的浴缸里洗浴之后，就可以获得无穷的酒量。这是多么富有童心的想象，又呈现了多么神奇惊险的故事！
当然，由诸多区域诸多民族共同孕育形成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杂色多彩，就像满天星斗的璀璨星空。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民间故事普查发现，在壮族、苗族、彝族、傣族、佤族、景颇族、白族、侗族等21个民族中都流传着灰姑娘类型的故事，其文本多达70多种。其中，我国西南地区彝族人民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至少在明清之前就有彝族毕摩将诸如长篇叙事诗《阿诺楚与阿诺诟》讲述的故事记录于彝文典籍之中，其口传源头应当更为久远。彝族的《阿诺楚》《阿乌和金芝》《阿勒姿》等异文文本不仅具有灰姑娘故事的核心母题，而且增加了多种情节因素，如女主人公外出寻母；母亲转化为母牛护佑女儿，帮助她完成继母交代的艰难任务；继母或继女嫉恨女主人公拥有神奇助手，于是设法效仿，但适得其反，总以失败而告终；女主人公在命运发生转机后被谋杀，之后化身植物或鸟儿复仇；女主人公破除魔障恢复原形；通过发丝与男主人公相认，进而破镜重圆，等等。故事主题鲜明，情节曲折，内容丰富，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希腊神话》与《山海经》：永恒的童年精神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观看，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与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深邃关联，这对于认识古今中外生生不息的童话文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在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滋养着童话叙事的生长。希腊神话与童话具有特殊的渊源，大量希腊神话的童话版故事构成了当代儿童文学的组成部分。试看斯蒂芬·弗莱为当代儿童读者重述的希腊神话创世故事：
“希腊人认为是卡俄斯造就了一切。也许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或耸了耸肩，或打了个嗝，又或者吐了一下口水或者咳嗽了一下。总之，长长的生命之链条就此开启，最终，世上有了鹈鹕和青霉素，有了蘑菇和癞蛤蟆，有了海狮和海豹，有了狮子，还有了人类，有了水仙花、谋杀、艺术、爱情、困惑、死亡、疯狂和饼干。”
相同的首字母拼读等文字表达方式富有趣味地将鹈鹕（pelican）和青霉素（penicillin）、蘑菇（mushroom）与癞蛤蟆（muscaria）并列起来。作者还将狮子与人类并列，将水仙花、谋杀、艺术、爱情、困惑、死亡、疯狂和饼干等普通名词与抽象概念串联起来，既有语言妙趣的效果，更有现实的联想。与此同时，神话中的创世故事指向世界万物的形成与生命起源的拷问，指向现代科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正如古语所言，“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茫茫大地，苍苍天穹，生命从何而来，又终归何处?诗人荷马目睹人生的无尽忧虑，心中燃起了与命运抗争的激情。在荷马的世界里，“秘索思”的神圣逸远和“逻各斯”的庄严缜密得到绝妙的体现，使之具有卓越的诗学品质和丰富生动的故事性，一面是求实求真的叙事追求，另一面是大胆离奇的神话想象。这也成为古今童话叙事的基本艺术特征，以实写幻，幻中有实，似真似幻，愈幻愈真。这恰是同时受到成人和儿童喜爱的童话叙事的现实主义诗学。
马克思认为，古希腊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神话发展的巅峰和典范，具有“永久的魅力”。这种魅力尤其体现为童年和童话的深层联系，以及童年精神的无限想象力。在希腊神话中，风神埃俄洛斯的女儿阿尔库俄涅嫁给塞萨利国王塞克斯为妻。夫妻俩恩爱相守，难分难舍。后来丈夫因故出海不幸溺亡。噩耗传来，妻子跃入茫茫大海，以死殉情。结果夫妻变成了两只翠鸟，在海波上相伴相依，翩翩翻飞。这个故事与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梁祝化蝶”异曲同韵，凄美浪漫，令人动容。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马人族性情卑劣，恶名远扬，但这个族群中却出了一位杰出的贤者喀戎（chiron），他象征着原始野蛮通过教化向文明理性的进化。受到良好心智教育并获得渊博知识，是喀戎成为驱散原始暗物质本能之智者的重要前提，这也预示着人之初的成长之道。这个睿智的马人在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中被转化为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占星术教授费伦泽。
如果说，希腊神话、荷马史诗等经典文化推动了儿童幻想文学和童话文学的生成与发展，那么，以经典古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是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和资源宝库。其中，被称为“神怪之渊薮，幻想之武库”的《山海经》，洋溢着古代神话叙事“谲诡奇丽的恍惚幻影”，又具有众多学科的知识和内容。这种古籍的发掘对于新时代儿童幻想文学和童话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近年来，在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文物印证了《山海经》的诸多记述。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高达3米多的青铜神树，对应着“建木”或“扶桑”的描述；那些神像、神坛等器物群，指向帝俊、帝颛顼等神奇人物及异域生物。这表明《山海经》中那些“荒诞怪绝”的奇山奇水、异人异物异事，很可能是一种“史前记忆”，是基于真实历史的艺术呈现。《山海经》蕴含着宝贵的文化资源和无穷魅力，其现实主义指向和飘逸的精神气质，具有很强的童话故事生成性，揭示了童话文学的现实主义诗学和艺术特征。正如霍夫曼所言，如果人们想借助通天之梯爬上更高的境界，梯子的底脚一定要牢牢固定在生活之中，以便每个人都可以顺着梯子爬上去。
萧袤多年来潜心探究和发掘《山海经》这一文化宝藏。他入乎其中，获得灵感和能量；又出乎其外，以当代作家的认知视野、学识素养和审美追求进行创作。在把握古神话神奇意蕴的基础上传递感悟，同时通过推源式博物认知向少年儿童阐释自然现象。他创作的《童话山海经》系列（2017）激活了当代童话叙事的深层机理，实现了神话思维、神话资源与当代童话的融合。新时期以来，周静创作了多部以《山海经》为依托的长篇童话，如《天女》《精卫之歌》等。近年来又致力于用当代童话叙事重述全本《山海经》。经过持之以恒的数载磨砺，穿越了那片深邃神奇的山海，将《山海经》的古朴文字转化为清新流畅、飘逸隽永的当代童话篇章。《山海经童话》全文本（2025）以“山海之经”贯通全书的叙述经脉，依次展开，古朴恍惚、吞吐大荒的古籍《山海经》所蕴藏的无穷魅力，由此焕发出灵动活泼的现代生命力。
这种跨文明的童话叙事比较，既有助于看清人类幻想母题共通的生成逻辑，也让我们更清楚本土神话与民间故事资源，在当代儿童文学转化实践中的价值与路径。
（作者系天津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