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一批优秀的成人文学作家，如张炜、赵丽宏、裘山山、杨志军等，为广大的少年儿童创作了不少高质量作品。这也是新时代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鲍尔吉·原野也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此前，他的长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为儿童文学主题出版带来了新气象，近期的长篇小说新作《宝塔山下的童年》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在当代儿童文学的版图中，红色题材创作始终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如何避免宏大叙事下的概念化与说教感，如何让历史深处的精神火种真正照亮当代少年儿童的心灵，一直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历史上，丁玲、严文井、陈辉、刘御等作家都曾书写过有关延安的儿童文学作品。《宝塔山下的童年》以独特的草原视角、温润的文学笔触和纯粹的儿童立场，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向延安、通向延安精神的新的窗口，让宝塔山下的金色童年在纸页间熠熠生辉。作品的创新突破，首先体现在它对延安精神的独特诠释上。鲍尔吉·原野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红色题材作品中常见的战场厮杀或英雄壮举等战争路径，而是通过蒙古族少年唐古拉和达瓦在延安的成长轨迹，将延安精神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生活体验。
延安是宝塔山、延河水，是革命圣地，但这些东西离一个孩子的生活是比较遥远的。《宝塔山下的童年》把历史上风云际会的延安，变成了孩子们可触可感的成长现场：延安是黄爷爷用驴从延河驮上来的水，是每人一个鸡蛋壳做的墨水瓶，是酸枣刺当针缝衣服，是延河里踩在脚底下的鹅卵石，是宝塔山上那一丛丛低矮的灌木。延安还是吃饭前要唱“小小锄头手中拿”的红星小学，是名字下面挂飞机和乌龟的光荣榜，是顾老师用青草蘸红墨水洒在白纸上画出的碗碗花。更重要的是，延安是唐古拉和达瓦第一次听到“为人民服务”的地方。鲍尔吉·原野把延安从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有温度、有气味、有声音的童年世界。这个转化，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贡献。
更为可贵的是，作品首次从少数民族少年叙事层面塑造了延安红色少年形象，填补了延安背景下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空白。唐古拉带着草原少年未经驯服的野性与执拗，达瓦沉静内敛、对自然万物感知细腻，这些独特的民族情怀在革命热土中完成了淬炼与升华。小说通过两个少年的成长故事，生动诠释了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下，各民族血脉相连、精神相通的深厚情谊，深刻呼应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题。
我们的红色题材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有一个很难突破的瓶颈：写革命历史，往往容易把孩子写成“小大人”——孩子说着大人的话，做着大人的事，承担着大人的使命。我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儿童文学作品不能“娘娘腔”，要有阳刚之气；同样，也不能“少年老成”，不能是“缩小版”的成人文学。
《宝塔山下的童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红色题材儿童文学的模样。唐古拉和达瓦这两个蒙古族少年，从头到尾都是孩子。他们在马车上被捆着，嘴里塞着破布，还想着朝刘副官脸上啐唾沫、捡石头砸人；他们上了沙枣树不肯下来，逼着白副官承认“我是坏人”，然后哈哈大笑说“我胜利了”；唐古拉为了给关老师报仇去捅马蜂窝，被蜇得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闭，还举着马蜂窝说“我为你报仇了”。这些细节，全是活生生的孩子的故事。但恰恰是这些孩子气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革命历史中最真实的人性温度。这也正是作品的功力所在——不急于让孩子“成长”，让孩子先做孩子，然后让成长自然发生。
《宝塔山下的童年》最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它对儿童本真的尊重与守护。作品没有去塑造完美无缺的“小战士”，而是着力于刻画真实、阳光的“真孩子”。唐古拉和达瓦不是传统意义上十八般武艺都精通的革命小英雄，而是保留了儿童原生态的普通孩子——他们会调皮捣蛋，会因路途颠簸被捆在车上，会对八路军战士说出“他俩是坏人”这样天真直率的话。书中有一段精彩的细节：当刘副官和白副官将两个少年送到延安时，唐古拉觉得刘副官脸上的刀疤“不那么吓人了”，而达瓦则因为刘、白二人一路上将他们捆着而认定他们是“坏人”。这种未经修饰的童言童语，恰恰展现了儿童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他们的成长不是被外力强行塑造的结果，而是在延安这片热土上，通过与师长、战友的温情互动，通过一次次具体的劳动实践，自然而然地完成的。
作者以儿童的纯真眼光观察世界，流露出对万物的喜爱与悲悯，将革命叙事中的师生情、战友情等人性温暖细腻地呈现出来。这种“以浅语写深情”的创作态度，满足了孩子们对神奇的向往、对欢乐的向往、对知识的向往，正如鲍尔吉·原野所说：“为儿童写作，我怀着朝圣的心态。”
以散文名世的鲍尔吉·原野，将个人独特的抒情风格、诗情画意，带入了儿童小说创作，使《宝塔山下的童年》呈现出鲜明的文学质感。他的语言朴素节制却又幽默灵动，在平淡中蕴含隽永智慧，形成了儿童文学中“童心童趣、有声有色、简洁生动”的美学特质。
小说中对自然风物的描写尤为动人。作者善于运用比喻、拟人、通感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正如他自己在访谈中所说：“我喜欢在作品里写出光线、色彩、声音、气味和律动。”这种对自然细节的敏锐捕捉，使得延安的黄土高坡与草原的辽阔天地在文字中形成了奇妙的对话，为红色叙事增添了多元文化色彩与生命诗意。他写延河的水，“上午的太阳把河水晒得很暖和”；写孩子们把水捧起来扔到空中，“水以冰雕的姿态落进河里”；写红星小学的鸟叫，大山雀“皮皮——斯——”，戴胜鸟“呼——呼——呼——”，翠鸟“嘀——嘀——嘀——”，每一种声音都有性格。这种语言不是“儿童文学语言”的简化版，而是真正的文学语言。它不迁就孩子，它相信孩子能够感受到语言的美。这是对儿童的尊重，也是对文学的尊重。
在视觉呈现上，这本书也颇具匠心。创作之初，作者便与编辑商定采用延安时期美术家古元的版画风格，插图以粗犷遒劲的刀法向前辈致敬，同时融入明亮饱满的意蕴，与文字相得益彰，共同还原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质朴真诚与蓬勃力量。
可以说，《宝塔山下的童年》打破了时间的阻隔，让当下的孩子能够与过去的童年实现友好对话。作品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勇敢、坚强、担当与对家国的深情，永远是成长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那座屹立在宝塔山上的灯塔，无论是在过去的硝烟中，还是在现在的琅琅书声中，都指引着我们迈向更好的未来。鲍尔吉·原野用他的笔，让两个蒙古族少年的延安故事成为一面镜子，照见了历史的厚重，也照见了童年的纯真。
（作者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