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来,初寒。
10月,我两访西南,一次赴四川,一次赴云南。
这两年我常去四个省,除了四川、云南,还有江西和湖南,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但时间花费并不少。因为我怕坐飞机,大都是坐高铁前往,路上两天,而工作往往只有半天。但这次到成都我恢复了多年没有“享受”的卧铺待遇,一觉醒来就到天府之国,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想起1990年第一次坐火车到成都,几乎坐了两天两夜,便忍不住连叹今日“蜀道易”。
从今年开始,上半年到湖南、江西,这次到川、滇二省,我不再匆匆,而是反复流连,一是探访出版界老友和作者,二是详细了解各地方家对出版形势的看法。在成都,与韬奋基金会同仁交流了目前的出版人才问题,我以为越是困难时期越是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与会者听后略有诧异;受老领导、中国版权协会周慧琳理事长邀请,我在中国版权协会与法律界、版权界、技术界的同仁交流了AI时代大模型使用作品的版权保护、生成式作品的法律问题以及对出版的影响。“1+1”大于“2”,大家互相吸纳对方的观点和材料,极有收获。
在成都还见到了老作者、成都市委党校退休老教授刘益飞一对贤、智伉俪。刘老师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作者,我当初约他写《党建札记》,一印再印,在海内外取得很好的反响,之后他又投给我一部书稿,一直没有出版。他没有抱怨,认为可以再等等。刘老师思维敏捷活跃,观点犀利且深刻。10多年前,他曾得过中风,他多次给我讲中风后恢复的故事,令我无比赞佩,并将同样“对抗”中风有效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名家、张岂之先生的高足谢阳举教授介绍给他,让他们成为“空中好友”彼此砥砺。他们俩都是与我价值观相投的著名学者,我今后如有可能写一本《我的作者们》,一定将他们写进去,只是不知道哪天才能启动写作计划。我目前受困于颈椎病复发,难以键入文字,让我对未来写作产生了悲观想法。
刘益飞老师夫妇在成都将他们珍藏多年的、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很有意义的一套书带来,说他们留着不如让出版人留着有价值。这让我非常感动,但我现在还不能决定是否收下。这段故事,也将是未来《我的作者们》的一部分,如果能启动的话。
我还去了云南,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信心。我在先锋沙溪白族书局,目睹了一个乡村书店是如何营利并成为当地规模以上企业的;我拜访了百道网程三国夫妇,见证了他们的付出与乐趣;我在通海看到了作家杨杨的书房,这也是云南省品牌阅读基地“书林岛”的一处,我徜徉其中不愿离去:那是我看到最好的家庭书房(没有之一)。在先锋沙溪白族书局和杨杨家里,看到了很多写山的书。我因为拙作《山林城市》即将出版,对此极其着迷。
在与云南出版集团领导和出版骨干交流时,得知他们已从2023年的经营低谷走了出来,独树一帜地实现了三年增长,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回来与凤凰同仁们奔走相告。
本期我邀请了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冯静写“AI时代如何做出版”的文章,以她出版的三本苏轼题材的书为例。这与我的四川行有关。她痛苦地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所写的这篇回应时代关切的文章,让我很有同感。郎红旗总编辑撰写了他当初从北京一家化工厂到化学工业出版社做编辑的故事,聚焦“编辑要不要改稿、如何改稿”的出版大问题,不但有趣,而且深刻,对新老编辑都有启发。我和他相识于浙江出版协会的讲座上,一见如故,我当即约稿,他如约完成。
事有难易,即使它们是客观存在的,也取决于面对它们的人。
——主持人 徐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