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凯利说：“中国人对生活与休闲有着精深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李红雨所著《一本书读懂中国古代休闲娱乐》（中华书局出版），便是我国学界首次对中国古代休闲文化生态的历史描述，“精深思想”的探求，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作者一方面以尊重史实的严谨态度为我们复现古人生活的若干美丽的断片、细节；另一方面，也有态度与立场对素材进行合理选择。这是很大的方法论上的意义。

作者注重不同时代的娱乐方式的内在关联。以蹴鞠为例,若用专门的娱乐门类史的眼光考察本书，显然本书是驳杂而缺少专门性探讨的，原因在于作者的本意乃是复现一种连贯的基于他自身的美学设定而衍生出的古代的休闲娱乐图景，而不是专门对某一具体门类进行深入讨论。读者只有足够的细心，才能够收获到一些专门门类的小史样的东西。比如，唐代击鞠运动和宋代蹴鞠运动之间的关联，读者就需要具备跨越章节的合理联想。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种与劳动相结合的娱乐休闲方式是上古生产力不发达时期的一种普遍状况。从近代发现的远古岩画及其他古迹来判断，上古时期劳动、祭祀与娱乐并未严格区分；惟有成规模的共同体形成之后，才确立专门的祭祀与娱乐时间。当孔子弟子子贡评价腊日祭祀的场面为“一国之人皆若狂”时，孔子对这样的大众狂欢颇为赞赏，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可见孔子对劳动和娱乐（宗教娱神庆典）的关系之理解非常深刻——一日之乐是建立在百日之劳基础之上的。

由秦至汉，古人的休闲方式趋于丰繁，主体人群依然在上流社会；魏晋六朝士流文人的种种娱乐行为，可谓对中国古代休闲文化起到了垂范作用，儒家的“游于艺”，道家的“乘物以游心”和释家的“心无挂碍”作为审美方式得到了充分体现，影响不衰。

城市之发展得益于促进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有了对物质享受的可能,便有了休闲的时间、场所、物料乃至分化出的特定阶层和技艺。唐代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其中便有李娃与郑元和的奇遇故事；陈鸿《东城父老传》中所记述的斗鸡童贾昌“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李白诗）”之壮观，更是摹刻一朝穷极奢华的历史公案。宋代是休闲娱乐文化的转折期，此时，以服务社会娱乐阶层的社会娱乐走向繁荣，娱乐服务的重心和受众大幅下移。汴梁发达的市民消费，被描进了《清明上河图》，勾栏瓦舍中弹出了联翩的“宋词”，更唱出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底本。元明清时期，社会文化资源的大众化更加突出。元有戏曲，明清有秦淮河，戏场与茶馆居于社会文化的前沿地带，引领了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作为时代精神使者的文人群体的休闲情怀展示得淋漓尽致。“闲之中，可以进德，可以立言，可以了生死之故，可以通万物之理”（明·谢肇淛《五杂俎》），他们对休闲的看法彰显了独特的中国传统精神，而宁静清闲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担当则蕴有鲜明的现代因素。

与时下流行的从西方概念学入手、以中国内容作为填充物的写作方式不同，作者用一种看似稚拙但实则谨严、厚重的方式作了史料的大量梳理，以在特定朝代的特定娱乐项目为单元,分门别类尽情描述，这样的好处在于内容的穷极完备与史料征引上的“孜孜不倦”，力求翔实；不足之处是未能以范畴学方式作进一步归纳，给人以如入万花丛中之感。但将本来沉闷的学术表达散文化，以同情通达之理解描摹状态古人，将艰深的考据成果奉献给大众，乃是作者对社会的一份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