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张曼君在现代戏创作的艺术成就，已经随着她一系列的优秀力作被高度关注。在数十年的艺术创作中，张曼君已经从舞台表演者发展为舞台整体的布局者、创造者。作为表演者，她最熟知一个演员转化为角色形象的人性动机；作为导演，她最关注人在舞台上构成的场面铺排与境界的活态表达。应该说，如何让空旷的舞台充满生命的韵律与动感，已经成为张曼君艺术创作的至高理想。或者说，张曼君的戏曲创作始终围绕着生命的表达，始终聚焦着生命的成长，始终深掘着生命的质感。

张曼君的这种生命戏剧观在闽剧《生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舒展。《生命》叙述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一支由50名孕妇组成的特殊军人队伍辗转行进，在战火硝烟中保护生命，迎来新政权的曙光。正如剧名所标识的“生命”二字，既包含了生命个体和群体的特定具象，也包含了寻求一线生机的特定动作，该剧设定的“走啊走啊，急急赶路；走啊走啊，餐风宿露”，渲染的正是在战争威胁中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而行走中的人——陈大蔓和她带领的孕妇部队，就在生死之间展示并掂量着彼此各自不同的生命状态。剧中的陈大蔓是一个在战争中受过伤害的女性，“我不是女人是战士”的自我设定，在英武纯粹的表象之外，掩藏了她的苦难和自卑，也掩藏了她出于常情的女性本然。而剧中的孕妇队成员很多又是部队干部的家属，她们充沛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情感体验，以及她们的家属配偶在战场上的随时牺牲，都让这批孕妇在危难中拥有了更加细腻饱满的个性表达。由此，在一个女战士与一群女性、在普通战士与部队干部、在可见的人际纠葛与即将出世的纯粹生命之间，人的情感、思想、观念都在随时碰撞并迸发出极具戏剧性的转变。剧中主题歌聚焦在福建民间对孩童的爱称“命”上，一字双关，既针对剧作所涉孕妇保胎的情节构成，也突出剧作题旨对于先天禀赋的人性张扬，以浓郁的乡土风格高扬对生命的礼赞。主题曲用母子天然的血缘亲情来展示女性的生命力量，让剧中所有人际关系都围绕着对“生命”进行孕育、维护这一人类普遍价值。

剧中的孕妇队在战争中本属弱势群体，必然面对战争带来的伤害与痛苦，她们随时会失去朋友、亲人、孩子乃至自己的生命。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她们的社会身份“解放军战士”、“中国共产党员”等，让她们的生命风采在面对生死抉择时，充满了更多的从容、无畏、果敢、坚定，与她们面对即将出生婴儿所具有的温情、犹疑、忐忑、恐惧，形成截然相反的生命色彩。剧终面对敌人的追堵，孕妇队用群体的生命涅槃诠释了她们对骨肉、对亲情、对新生的国家的生命理想。应该说，剧中的这一特殊群体在极端环境中的坚定信仰与革命意志，表达着对生命的尊重、理解和维护，“生命”经由生命个体成长而具备了对新的国家的礼赞。

闽剧《生命》秉持着对于生命意志的多重探索，通过对陈大蔓与孕妇队艺术形象的张扬，别具一格地展示了对于革命现代戏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塑造。该剧舞台结构采用双线叙事，一则重在孕妇队的行走，从她们作为干部家属的印象中，焕发出革命女战士、革命母亲的群体风采；一则重在陈大蔓的蜕变，从性格孤冷的女战士定位中，实现她从自我封闭向丰富开放的转变。前者在孕妇队中强化群体形象的个别渲染，其中的刘雪鸣、李大脚、冰姑身份气质各异，在母性的共通表达中，展现各具情态的革命情怀；后者在陈大蔓的心理、情感、事业中多元开掘，呈现她在女人、战士角色定位中的女性回归。两条线索相互推进，共同臻于生命的表达。穿插其间的多元空间转化和意识流的交叉重叠，共同构成舞台上饱满的视听印象。

《生命》的现代舞台呈现传达着张曼君借由舞台艺术而赋予生命再现的生命戏剧观。剧作依然体现着她惯常的女性立场、草根视角和生命价值，但更加成熟地填充了多元的人性开掘、情感体验和心理把握。这种成熟的艺术表达为革命现代戏赋予了更加深沉的生命理想和表现逻辑，让革命现代戏所包含的“革命”和“现代戏”，同时具备了现代质感和当代审美。应该说，该剧的成功表明了革命现代戏实现了以人性、情感、心理为内容的生命观在艺术中的深度表达，创新了戏曲文本、舞台艺术的表达方式。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多年来的创作基本通过古装戏来呈现其艺术个性，现代戏《生命》无异于对剧种、剧团传统的艺术嫁接，而对于如周虹这样擅长古典表演的演员而言，必然会带来形象气质的差别。事实上，当《生命》成功搬上舞台，并持续进行精品打磨之时，这样的顾虑显然已经不复存在，演员因此而拥有了多元驾驭舞台形象的能力，剧院因此而拥有了表现多元题材的艺术储备，剧种因此而拥有了面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扩容。这也意味着，张曼君在闽剧《生命》中的艺术观与艺术创作手法，已经可以作为现代戏创作的一种成熟原则，在创作中被普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