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公职人员。他的田野调查，是以作家为视角，同时又兼顾着国家工作人员的使命，自然比那时叫工作组的人做得深入、细致、长久，并且一待就是14年。他是真的在研究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是自觉自愿、带着感情和心去研究，而不是遵从一种指令，完成某种任务。自觉自愿和接受指派指令去做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柳青在皇甫的14年驻扎，就具有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与多重价值考量。

首先，柳青是置身其中，不以高明、智者和“外星人”的身份驾临大地，用已准备好的“高端”探测器、扫描仪、过滤镜进行工作。择其需要，去其“繁杂”，最终获取的生命标本，与自己出发前已形成的判断大同小异。不过是更进一步验证了自己预判的高明准确而已。这种深入生活与田野调查是毫无意义的，常常会让一个作家走入人人都会走的重复路径而不知。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这种调研也是有害无益的，起码没有给国家提供有正确判断价值的依据。柳青田野调查的真实性，也许在某个历史阶段有预判的局限，但对于久远的历史进程，却提供了那个时段生活标本的真相，让其价值独特。

现今信息爆炸，我们获取任何知识和常识都非常方便。打开搜索引擎，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村镇，都会有资料、图片赫然其上。如果你相信了这些资料，并且直接植入了你的大脑芯片，就会使你的创作越来越同质化。因为当我们真的走进这些地方，才发现，资料和图片的夸张变形度，让你恍若隔世。包括一些先进材料，都是经过了多少双手，反复加工而成。你在这样的基础上创造艺术典型，岂不是叠床架屋的空中楼阁？柳青要是相信这些材料，就不需要到皇甫村去住14年。柳青不超然物外，甘愿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去研究他要塑造的农民，不高冷、不仰观、不俯视，从而为文学，也为更广阔的社会学调查，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由此让我想到很多文学艺术界人士，比如费孝通，几乎是穷其一生对他出生的江村、以及更大范围的中国社会的调查实证。80多岁依然在下沉，努力往社会最底部沉潜。还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先后15年对中国土木建筑的田野调查，发现了赵州桥和应县木塔这样被掩埋的历史建筑明珠。司马迁为写历史著作，也要到诸多古战场、古遗址进行考察核实。音乐家王洛宾，如果没有一头扎进青海、新疆的大半生游吟，也就不可能成为“民歌大王”。陕西这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路遥对陕北的坚守；陈忠实对关中以及白鹿原的深层勘探；贾平凹对商州土地的一再回眸；以及画家刘文西对陕北的深情眷顾；还有赵季平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24年对秦腔的根性挖掘与继承，都充分说明了自然、民间、田野第一手资料，对于文学艺术家创作的极端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柳青为陕西文学艺术创作者带了一个好头。这个风范引领作用，已经从几代文艺家身上，看到十分显著的成效。

我虽然无缘面见柳青，但从许多文学艺术前辈的行为谈吐中，深深感受到柳青对他们的影响。陈忠实生前几次谈到柳青，或在座谈会、或在饭桌上，甚至在看完戏的舞台上，都抒发过对柳青发自肺腑的感激与敬重之情，给我印象很深。刘文西虽是画家，但每谈文艺创作，必涉柳青，都是赞赏有加。让我在这方面的生命记忆，不断重复叠加着。去年，我专门又重读了《创业史》，还看了他女儿刘可风写的《柳青传》，除感受到柳青对这片土地的赤诚与热血奔涌外，也感受到了他对国家、人民，以及文学与个人命运的深切思考。从他创造的形象与创作以外的思考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独特生命样貌的作家的灵魂厚重与境界辽阔。

任何文学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都会天然地带着历史的影子。这种影子，甚至可以久远到老庄、孔孟、司马迁、陶渊明。你不承认，他也在你的作品里面沉淀镶嵌着。而离我们很近的柳青，对陕西作家艺术家的影响，自然更是渗透到了血液中。尤其是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已经成为陕西得天独厚的资源，滋养着陕西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我本人的创作，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柳青的影响，但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一种规律的例外。我们如此看重对一口深井的勘探，或多或少，就是接过了他的精神衣钵在前行。柳青的亭亭净植、独守皇甫，这是很高的境界。虽不能至，但我们应该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