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柳青之后，柳青越来越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我在参与策划中国社科院和《人民日报》合办的“文艺观象”专栏时，做过几辑有关现实主义讨论，都涉及到了柳青，还专门做过一期“柳青专辑”。这些年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文学40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文学历程时，无论是说到经典，还是谈到经验，都会谈到柳青与现实主义、柳青的经验及影响。我还给《光明日报》写过《经典是怎样“炼”成的——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陕西经验》》和《“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等文章。在做这些工作和写这些文章过程中，我体会到当代陕西文学既是高峰耸立的，陕西从古到今的文学资源也是丰厚无比和得天独厚的。还有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拥有柳青这样独一无二的创作典范、作家样板。我们读他的作品，研究他的创作，包括实地参观他的墓地，参观他的文学馆，感受会更为强烈，体会也会特别深刻。可以说，他在某些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尤其是他落户皇甫村的14年，把一个作家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做到了极致。拥有柳青这样的乡党前辈和文学典型，我觉得对于陕西的文学人而言，真是很幸福、很幸运，所以我们就更有理由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使陕西的文学再续辉煌。我们需要认真寻索和深入思考，找差距，更要汲取动力。柳青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实践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高，这对我们既是一个高水准的目标，更是一种感召性的引导。这对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人来说，也提出了一个无比光荣的任务，那就是面对这样出自陕西又独步一时的经典与经验，我们如何阐释好，如何解读好，我觉得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第一，从整个柳青的创作和人生来看，确实是贯注了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去分析和理解，但主要核心是柳青的现实主义精神。柳青是当代作家中，最严谨又最典型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写作的。《创业史》里的主干故事与骨干情节，都是“细节化”程度上的真实表现与生动描写，作品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各色人物形象，神情毕肖、栩栩如生，都堪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尤其是作品里深深蕴含着的为农民书写、为农民造形、为农民请命的农民情结和人民情怀，更是充分体现出柳青对人的处境与命运忧深思远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柳青的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写作方法上的文学精神，是方法和精神内在融合的产物，这种文学精神对于后辈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有些人受到影响可能并不直接，但是他的创作所富有的接地性与亲民性，作品所迸发出来的那种精神，一定会在无形中产生一定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看来，观察柳青的现实主义，一定要和他的充沛而深厚的人民情怀联系起来，人民情怀是柳青现实主义的内核。他为了人民写作，写作为了人民，人民贯穿于他创作与人生的始终。《创业史》的责任编辑王维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说到，他知道《创业史》已经完成，但柳青却不断修改，就是不交稿，他就一催再催，柳青回答他说：“人民的作家，不能把自己的草稿交给人民的出版社”。这句话随口而出，却体现了柳青对于自己清醒而自觉的自我认知，那就是“人民的作家”。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系于人民，这在柳青那里，是何其必然、何其当然、何其自然。在我看来，这就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最为到位的诠释。在这一点上，他是启引作家和引领我们的当之无愧的典范。

第二，柳青落户皇甫村14年，使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创业史》，但他下去落户不仅仅是为了写作和文学。柳青下到皇甫村之后，一方面接触群众，深入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又帮助群众，推动生活，与人民一道前进。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使自己成为了“农民”中的一员，成为皇甫村生产与建设的参与者，前进与发展的推动者。从创办合作社开始，柳青就投身其中，做了很多思想方面的开导与引导工作，帮助解决种种疑难问题；在生产劳动方面，他也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现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不能把柳青落户皇甫村14年，仅仅看成是作家为了创作的“深入生活”，为了写出《创业史》的“扎根人民”，如果那样看待，我觉得不符合柳青落户皇甫村14年的实情，而且感觉上比较功利。柳青的下乡落户，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是绝对非功利的，他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为旨归的，写作为人民、生活为人民。他在皇甫村的14年，除了写作《创业史》，还写了一些非文学的东西，如《关于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怎样沤青肥》《耕畜饲养三字经》等。这些都可以看出，柳青心里所想的，实际在做的，是怎样改变这个地方的面貌，既让这块土地改颜换貌，也让人民群众改变精神面貌。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写作《创业史》的同时，在做的这样一些事情，越出了创作，超出了文学，但都归结到了“人民”，包括当年将《创业史》稿费16000多元全部捐给皇甫乡，正是在他看来，《创业史》的成书源自于人民，《创业史》的收入当然要回归人民。这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柳青“身入、情入、心入”生动而鲜活的例证。因为“打成一片”和“融为一体”，所以他才能在看报纸和听广播时，准确判断出上边的政策与做法农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高兴还是不高兴，因为他自己已经完全是农民的立场，农民的情感了。所以，扎根皇甫14年，柳青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个地方名字叫皇甫，实际上是“人民”。

第三，需要更为内在地理解和深入地把握《创业史》的精髓。《创业史》在今天的文学研究领域里，仍然被一些人所不看重，或者还有一些质疑，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作品写了合作化运动，而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过时，这个作品似乎也已过时。柳青写《创业史》的初衷，是见证“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层人物，来观察各色人等“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的过程”。因此，这部作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写出了全国解放之后一个新的社会降临、一个新的制度来了以后，千年以来的自然状态的农民碰到的一个新鲜事物，面临一个巨大转变，他们心理的反应与接受的过程。以集体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与建立，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动，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这当然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长期的，甚至是艰难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传统观念深厚的农民来说。《创业史》正是深入到农民的心理世界，写了不同层次的农民的心理反应与接受过程，如先进人物是怎么反应的，中间状态的人们是如何表现的，落后状态的人们是怎样感受的，还有一些顽固分子是怎么应对的，他写活了也写透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心理的反应状态与接受过程。因为他格外了解农民，所以他形象地写出了民愿、民意与民情，直抵人心，使这部作品成为那个时期农民与农村发展变化历史进程非常重要的心史实录与精神留存，这也使它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而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更经典的价值，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敬重，去解读。我觉得柳青能做到对那个时代局限的坚定超越，扎根人民、依靠农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柳青得病以后一直好不起来，皇甫村的老支书董廷之深情地说，希望他身体很快好起来，继续他的小说写作，因为“他写的跟别人写的不一样，别人写不出他那样的”。这话虽是一个农民读者的看法，却很有代表性，因为他代表的是作品主人公的评价，高度肯定了柳青创作的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独特性。这个非属文学评论专家的看法，值得我们充分予以敬重。

柳青其人其文值得我们评说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像柳青那样把一家人带到农村落户14年，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做到了。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他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努力效仿，那就是把文学之根扎在生活之中，把创作之根植在人民之中，把人民生活当作创作的活水源泉，把推动人民前进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