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高频地出现另一些概念：“有机”、“绿色”的食品，周末“农家乐”的新式合家欢，网红李子柒的“归园田居”……争议虽众，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些标举“原生态”的概念，正在重新标识现代人“向往的生活”。
这样的氛围，无疑有助于全社会形成并增强尊重、保存、传承、发展民间文艺与乡土艺术的共识。但是作为专业人士，往往又会深感传承与发展间诸多掣肘，“强大的共识”与“脆弱的现实”并存。其中的一个基础性难题或许就在于：如何界定民间文艺的“原生态”？
这个难题由来已久。上溯至中国民俗学的肇始期，自北大《歌谣》周刊时期倡导对于民间文艺进行“学术的”、“文艺的”研究开始，在此后展开的诸多具有现代民俗学、社会学学科背景的采风和田野调查中，一代代学人都曾触碰过这个难题。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孙伏园、李景汉等人在河北定县的秧歌搜集整理工作，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草创期的扛鼎之作，体现了在当时最先进、科学的方法指导下，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整理工作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其成果《定县秧歌选》却难以如整理者所期望的那样“面向民间”，其出版发行后与定县秧歌的民间传承走了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当然，民间文艺自有其“口传心授”的传承路径，但在艺人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唱/剧本记录被日益倚重的当代中国，秧歌艺人内部也从不以《定县秧歌选》为底本依据，个中原因，恐怕正与其未能解决文本记录的“原生态”难题有关。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定县秧歌选》这个案例中，最直接最首要的原因，恐怕是作为整理者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艺有着某种前置式、预设性的视角和立场，难免会以此为框架和标准，为对象截长补短，其中既有无意的“误读”，也有刻意的加工。当年孙伏园等人的秧歌搜集整理工作，隶属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工作，内中暗含着对农民进行文艺教育、语文教育的考量。虽然力求记录整理的“真实”，但是面对怎样的农民文学才是可供进行语文教育的样板这一问题，他们很自然地现出了启蒙者的姿态。这突出表现在用相对合辙押韵的规整文字对定县秧歌进行“加工”，从而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其作为家长里短小戏，叙事冗杂的“九番”特征。对比1940年代民俗学者赵卫邦记录的定县秧歌《小姑贤》唱词和《定县秧歌选》中相同片段，我们不难发现这点。前者是“李瑞莲我正在（口衣）厨房里呀给老娘做饭呐，忽听的呀我的老娘他叫我一声哽。我摆下钢刀喴我不搓菜（口衣），去到这庭前看一个明白嗳（口衣）”，后者则成了“李氏正在厨房把饭做，只听得老娘唤一声。撂下钢刀不切菜，先到老娘草堂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秧歌选》的编选者多少违反了其声称的“完全”“真实”原则，作了增强可读性的文句加工处理。实际上，任何一位整理者（哪怕是民间艺人自己）在对民间小戏进行选择、编辑、阐释的过程中，都难以抹去“主位”的视角，主要的差别一是在程度上，二是在其对于这种位差是否具有自觉。
但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剧种对象本身的流动性、复调性。民间小戏在长期发展流变中，与本地及周边民俗、宗教、其他剧种和姊妹艺术都有着诸多复杂互动，其中影响也未必只有“口传”这一条路径，宝卷、弹词乃至传奇乱弹各种同题材文字的“换文”、挪用，是寻常之事。纸面文献的版本官司尚且聚讼纷纭，何况来源情况更为驳杂的小戏。另外，艺人、班社从自身条件出发，在时代、社会的整体性环境中，进行种种创造、顺应、调整的主观能动实践，亦贯穿于小戏发展历史长河始终。值得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诸多地方小戏也经历了“戏改”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整饬，有像大剧种学习、大量移植其剧目，或接受大剧种对口帮扶改良的经历，“戏改”所秉持的“大戏”审美观，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渗透，已经被不少地方小戏的民间艺人接受和消化。
“原生态”难题的另一个原因，是进行口述采访的现场环境。哪怕是同一个剧目、同一批演员，其每一次的搬演，也会因主创者的状态差异和观众、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变化，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现场“文本”。然而民间小戏的文本记录整理，正是一个将气象万千的场上表演“案头化”、“固定化”的过程，这必然导致大量与瞬时性表演及其环境相关信息的丧失。更为要命的是，近代以来不少民间小戏的整理工作，是以纯文字记录艺人“坐唱”、“背唱”的形式而进行的，其间“活态”信息的耗损更剧。
由此可见，对民间小戏进行“原生态”地整理记录，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求真的追求却不能因这种“不可能”而止步。民间小戏多与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关系密切，富含着中国戏曲文化、民间文化的遗传密码，其中诸多观念、形式，在今天一些精致成熟的大剧种中都有遗存，例如昆曲中的“魂旦”表现与目连的关联，莆仙戏中的“傀儡介”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当然，历朝历代的诸多记录也并不完整、完善，但仍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信息。若古今连接，将各个历史断面的记录统合纳入到一个长时段中去，便可汇聚成庞大的中国戏曲“基因库”。在民俗土壤日益流失的今天，这种基于当下的记录所保有的认知价值就更显珍贵。
不将“原生态”本质化，既充分意识到民间小戏的流动性与复调性，也坦然面对作为研究者在整理过程中的情感投入并对其抱有自觉，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与明智。面对“原生态”难题，在态度上应当“趋而不迂”，而在具体操作中如何落实，这正是此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所努力探索的。与《定县秧歌选》等前人“样板”不同，《大系》并非作品集，而是含有很多解读和背景材料，包括方言语料、附记说明、图片、视频等，由此突破以往的文本作品的局限，从以“文本为主”转变为“文本与人本”并重，从以“静态文字图片记录为主”转变为“综合多元立体展现”，力求呈现出民间小戏所具有的历史纵深感、流动感，对其发展历程的当代横断面进行多方位、“实景性”的记录。以《大系》为代表的新方法尝试，无疑更有利于将“共识”落实于可操作的“现实”；而打破“原生态”的执著，突出民间文艺与历史、当下的互动链接，亦正是指向与未来对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