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长期缠绕在自身的学科焦虑与方法危机之中，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也由此成为一个不断被讨论的话题。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例，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提法当然是“历史化”或“回到历史现场”，这几乎成为了研究展开的某种前提甚至法则，并从文学史研究辐射到文学批评的场域。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种“前提”下的研究思路逐渐内卷化的反省，我们又提出了“再历史化”或“再问题化”的诉求。大概每一个置身其中的研究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省思，但又不可能弃绝历史化的规约。
“批评的历史意识”这一命题的提出，恰恰是要重启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而不是简单地延续“历史化”的主张，或是将“历史意识”等同于“历史主义”。这是令人期待的。提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首先要对既有的“历史化”路径进行必要的反省。比如一种无所不包、事无巨细的研究，对文学而言，是否会使其沦为另外一种历史材料或历史研究的文学注释？对历史而言，是否又会导致历史细节的无限膨胀甚至通胀，而失去对真正的历史内容和历史脉动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审视文艺创作、文本形式与历史的关系？如何重新激活文学艺术的历史性与当代性？这都是“批评的历史意识”这一命题的关切与意义所在。
讨论“批评的历史意识”，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展开。
第一个层次，涉及到当下发生的文学现场与文学史的关系。历史意识首先是一种批评的素养，对于任何经验读者而言，在新近作品中辨认某种文学传统的回音或影响，近于一种本能。具有历史意识的批评家会更自觉地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对象之间寻找某些文学史传统的断裂或绵延，在一个长时段的、结构性的总体视野中加以分析和判断。在这里，艾略特的那篇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仍值得重申。艾略特说任何有抱负的作家都需要一种“历史意识”：“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要将文学的整体作为一个“同时的存在”，作家才能更确切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新的作品相对于既往的艺术秩序构成了一个崭新的事件，而这个事件恰恰会改变传统的秩序，“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在艾略特这里，“历史意识”并不是抽象的、观念性的、一成不变的，传统也不是一套仪轨或律令，而恰恰是在和当代的互动中，在“新与旧的适应”中，不断发生变动、重组和自我更新。反过来讲，当代的创作者和批评家也就不是在某种固化的历史意识的笼罩下被动地展开创作或批评，而是要以一种主动的、自觉的实践，参与到艺术秩序的重造当中。
第二个层次，涉及到“批评”自身的“历史性”，即文学批评如何作为文学生产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是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生态的产物。文学史上众多意义重大的“文学论争”，大多是由激烈交锋的文学批评构成的。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从新文学发端期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50年代或80年代，这样处在历史转捩点上至关重要的批评事件不胜枚举。这样的批评既投射出历史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皱褶，本身也在构建话语场域，在激发问题、深化问题，把皱褶剥开来，因而成为直接介入历史的重要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话语实践。这样的批评重视阐发的现实对话性与及物性，重视文学话语本身包含的社会性和历史容量。尽管它们在80年代之后往往被视为是脱离或者溢出文学本身的，甚至不堪重负的，但在批评发生的历史场域中，这样的批评本身就是呼唤打破文学边界、呼唤争辩甚至误读的。正如张旭东在《批判的文学史》中所说的那样，“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并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分工，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生活和公共讨论中的热点，也是最活跃的表达方式之一，其影响和辐射远远超过狭义的专业范围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事件的“批评”具有“打开历史切口”的功能和意义。在那些历史时刻，这是文学人通过话语实践构建文学秩序、介入思想表达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对今天的研究者而言，捕捉和复现这个事件性的场域，则是进入那个历史现场的入口，也是反观当下批评体制的契机。
第三个层次，涉及到文学研究者、批评家如何面对历史提出的难题。今天我们如何从事批评？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我们是否内在于历史本身？我们是否抱有经由这样的话语实践逼近历史内核的决心？我们所言说的，和我们自身在历史中确立自我的位置，充实自身的主体构造，并落实为真切的生活实践，是否有关？我们的批评在回应什么问题？换言之，我们自身和正在涌动的历史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何通过批评构建这种关系？这些问题使我联想起现代作家沈从文的批评实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之外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他不仅有意识地进行一系列文学组织活动，以期建立文学评价的机制、标准与伦理，而且非常注意以批评的方式引导和召唤青年写作者。抗战爆发后，沈从文特别强调文学人的历史意识，他称之为一种“历史家感兴”。1943年3月，沈从文在谈论骆宾基、刘白羽、姚雪垠等青年写作者时说：“必须‘活’到这个历史每一章每一页中，才会有‘写’出这种人类迎接命运向上庄严历史的可能！”所谓“历史家感兴”就是通过文学记录历史、表述历史甚至介入历史的意识，创作者要首先“活”到历史中去，才有写出“历史”的可能。这既触及到文学在形式上如何面对历史命题，也蕴含了写作者如何在历史中安顿自我、获得实践位置的关键问题。
但正如学者姜涛所说的那样，沈从文的“时代认知不乏敏感、深细与合理之处……却不具备一种突破固化感受结构、与历史对话的能力”，因此也就“无从理解‘政治’在20世纪中国的多层次内涵”，这使他与大变革中的现实以及历史的实际走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当隔膜的。而这种状态恰恰是今天我们再次提出“历史意识”时需要警惕的。历史意识可以是站在历史道旁的某种抽象的静观，也可以是介入性的、生动的、及物的现实搏斗。对文学批评而言，一种更积极的历史意识或许意味着，我们可以经由在新的文学现象里辨认文学传统，发现某种相似的精神症候或历史构造的复现，进而在经验与方法上寻求汲取与重造。换言之，在我们所身处的这段既漫长又短促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困扰着那些文学人或知识人的危机与困境，时至今日可能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困扰着我们。作为当下中国社会变革与文学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保持历史意识正是对这些复杂的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脉络的追溯与探究。
回到第三个层次的问题：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如何面对历史提出的难题？这首先要求我们对所处时代中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模式做一个“去自然化”的处理，尤其是对主导和塑造今天社会与文化的权力、技术、媒介形成的秩序有所自觉，另外的历史想象和历史过程才有可能呈现出来。我们的批评与研究需要一种有足够包容力的历史视野，重要的是对于不同历史经验的当下性的尊重与重新挖掘，同时重视它们所各自包含的历史容量与活力，不是简单地任它们在彼此之间相互拆解或抵消，而是重视它们共同面对的结构性难题。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看重的是如何重新激活危机时代的文学经验，不只是将其作为某种形式或话语的元素去取用，而是形成一种机制性的汲取。构建这个历史视野的过程中，也将显现出一种具有融通感、综合力、指向未来的历史构想。
与历史主义批评相比，我更倾向于伊格尔顿所说的“唯物主义批评”。这一批评方法既强调艺术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承认艺术本身对于现实的生产性，“其主要任务就是分析文本生产的结构机制及其复杂的历史表述形式”。在我看来，“批评的历史意识”所包含的问题性，可以用雅斯贝尔斯的一个提问来概括：“我们怎样承担历史生活？”或许只有主动去承担文学传统与历史生活中的难题，才有可能确立自我的历史位置，理解现实状况，进入公共生活，回应时代的危机。毕竟我们关心历史，终究是因为我们关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