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说一般意义上我们总是习惯于从年龄或者性别的角度来称谓作家，比如，某某是老作家，某某是青年作家，某某是女性作家，诸如此类，但从根本上说，文学却不仅与年龄无关，而且也与性别无涉。也因此，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既不存在什么老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区别，也不存在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差异，世界上只存在两类作家。那就是，从思想艺术的角度考量，所谓成熟的作家和不够成熟的作家。依照这样的标准，出生于1990年代的作家贾若萱，她的小说创作虽然很难简单断言说已经臻于成熟，但却毫无疑问是一位潜力很大的、正在走向成熟的作家。
阅读贾若萱的小说，首先引起我高度注意的是艺术形式方面的自觉追求。无论如何，包括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都是一种语言形式的造物。倘若舍却了语言形式的营构，文学在失去载体的同时，也无疑会失去本体。就此而言，贾若萱能够拥有明确自觉的形式追求，应该受到高度肯定。具体来说，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中篇小说《圣山》之中，小说开头的一段文字是：“庆都寺在清虚山上，气温比镇上低三五度，一来海拔较高，二来恰逢两座山相夹的风口。这是一个很小的寺，占地约几百平，寺里的和尚也只有三位，一位六七十岁的住持，法号惠觉；一位三四十岁的和尚，法号慧心；一位二三十岁的行者，本名静川没有法号。”没想到，到了小说结尾处，我们所读到的小说主要人物之一张小婷正在写作中的一篇小说的开头，也是一模一样的一段文字。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中篇小说《圣山》，其实正出自于张小婷之手。如此这般，难道说张小婷就是贾若萱么？但其实，我们清楚地知道，贾若萱所采用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障眼法”性质的“元小说”方式。从艺术效果的角度来说，贾若萱设定如此巧妙的一种“元小说”方式，其实是试图传达某种人生如梦的虚无与循环感。
或许与人生阅历的相对短浅有关，在贾若萱的小说中，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青春期的惆怅与迷惘。《圣山》作为一部中篇小说，虽然说贾若萱也试图赋予其更厚重的内涵，设计了一直到终篇也都未曾解开的谜题，但读完小说后，最深刻的印象，恐怕还是作家对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也即王琳和女友张小婷在北京艰难生存处境的真切书写。王琳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先是做医药代表，后来干房屋中介，接下来又成为了一家广告公司的打字员。但即使是打字员这样的职位，到最后也还是出现了问题，她被老板“温柔”地劝退：“然后他喝了口咖啡，告诉我，我马上就要失业了，公司会给我一部分补偿。我困惑地看着他，他没再多解释，让我出去收拾东西。”失业之后的王琳费尽周折，方才勉强找到了一个给一家纸媒整理微信公众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自然索然无味：“就像我，做打字员还是销售还是公号管理者，没有任何区别，都不能给我的人生带来丝毫改变。我只需去做、去消耗时间就可以了。”既然是“消耗时间”，那王琳她们青春期的百无聊赖和迷惘，也就溢于言表了。
再比如，同样是中篇小说的《所有故事的结局》，贾若萱在其中主要讲述的是几个年轻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先是“我”、秦乐和惠子。作为闺蜜好友的“我”也即李心草和惠子，不仅都是医科大学的学生，而且也都是文学的爱好者，都在憋着劲儿写小说。她们俩无意间与职业艺术学院的学生秦乐结识，一来二往之间，三个人便陷入到了隐形的“三角恋”模式之中。眼睁睁看到惠子和秦乐的亲热场景，李心草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但正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这边的“三角恋”尚未收场，那边的“三角恋”却又粉墨登场。只不过，这一次，与李心草和惠子她们俩发生纠葛的，是一位新锐小说家飞马：“她看透了我的心事，让我非常不自在，我们似乎无法分享彼此的情感世界。此刻我充斥更多的情绪是屈辱，她、我、飞马，我们组成了另一个三角形。”多少有点令人不解的是，到了小说结尾处，在经过了以上两番“三角恋”情感的缠绕之后，“我”也即李心草竟然莫名地看到了一道柔和的明光，感觉到一阵春风般的温暖。难道说，贾若萱是要为这个充满着青春忧伤的故事刻意营造一个光明的尾巴吗？
相比较而言，贾若萱迄今为止最令人赞叹、思想艺术完成度也最高的一个作品，就是那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短篇小说《暴雨梨花针》。在这篇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的短篇小说中，贾若萱围绕着“爱”或“不爱”，集中展示了“我”也即蒋绘、父亲以及表姐胡瑾芳他们三个人的不同人生。首先是父亲。小说所集中描写的那个婚礼，已经是父亲的第三次婚姻了。正因为父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所以蒋绘对父亲的感情状态产生怀疑：“我爸和李苗敬完了所有的酒，又向我们这桌走来。他们交叠着的身影，像一对恰到好处的恋人。我又想起了那个终极问题，什么是爱。我爸，结过三次婚，有过好几个情人，这些人他都爱过吗？”然后，是蒋绘自己。或许正是因为受到父亲数次婚姻状况的影响，蒋绘变成了一个不婚主义者。尽管和男友姜来已经同居了5年，“但我不清楚是不是爱他，如果按胡瑾芳以前的说法，我是不爱的，她认为我没有爱过任何人”，“她觉得自己拥有的才是真正的爱情，而我经历的都是奸情。”关键的问题在于，胡瑾芳自己所拥有的难道就是真正的爱情吗？虽然为了追求所谓“真正的爱情”，胡瑾芳不惜背井离乡，也要坚决地追随那个曾经的蛋糕店店长，但也只有到小说结尾处，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胡瑾芳早已处于离婚状态：“‘我离婚了。’她虚弱一笑，‘不回湖南啦，豆豆跟他，这个孩子跟我。’”依照常理，既然拥有真正的爱情，胡瑾芳就不应该轻易离婚。离婚这一事实本身所说明的，正是胡瑾芳的情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由此可见，尽管胡瑾芳曾经对蒋绘的情感状态横加指责，但其实她自己的情感世界也很是不堪。
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爱？如果有，这种真爱又应该呈现为怎样的一种状态？贾若萱在《暴雨梨花针》里以一种极简的艺术方式所苦苦思索的，恐怕也正是“爱”或“不爱”的真谛。但即使如此，到小说结尾处，借助于那个刚刚降生的婴儿，贾若萱似乎昭示出了某种救赎的希望：“那一瞬间，仿佛天底下所有的光都聚在了她身上。是个女孩，是个漂亮的女孩。我不知怎么回事，咧开嘴，也轻轻地、轻轻地哭了出来。我想起了破旧的公交车，想起了大提琴，想起了翻滚的绿叶，想起了妈妈的眼睛，最后，我把这一切统统忘掉了，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什么都说不出口。”无论如何，能够在一个篇幅精短的短篇小说中如此深入地探究表现“爱”或“不爱”的问题，正是贾若萱艺术智慧的一种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虽然说贾若萱依然行走在逐渐成熟的道路上，但因为她已经写出了诸如《暴雨梨花针》这样完成度相当高的短篇小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她肯定会成为一名成熟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