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艳是报告文学界的“女先锋”，近年来一直活跃于这一文体创作的前沿阵地。她的创作具有多种题材面向，有革命红色题材、高新科技题材、生态环保题材等，《新山乡巨变》则是乡村振兴题材。对于余艳而言，这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较高难度的写作，她在作品中用深情的笔触和巧妙的构思、生动的表达，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写作挑战。

余艳的这部新作是对报告文学的翻译者、作者和研究者周立波的一种独特缅怀和致敬。周立波翻译过捷克德语作家基希所著的《秘密的中国》，这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周立波还是一位写有《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南下记》等作品的很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此外，周立波对报告文学还有所研究，他在《谈谈报告文学》中对这一文体有这样的指说：“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同正确的世界观和抒情诗人的喜怒与力，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周立波80多年前的观点，对今天的报告文学创作和研究仍具有启示价值。可以说，余艳的《新山乡巨变》就是这样的结晶。作品405页、406页附录的200多名被采访者的名字可以确认，这是一部基于作者扎实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而完成的“报告”。这是报告文学写作最重要的品格。

《新山乡巨变》具有得天独厚的题材价值和切合时代新变的主题价值。今天的时代以“新”命名，基于新发展理念形成新发展格局，开启新发展阶段，这是“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这也是“新”。“新”是余艳这部新作的核心关键词与醒目的标识词。很明显，作品切合了时代的重大主题，这奠定了作品的根本价值。今年中国作协启动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很有创意，它规定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多角度展现乡村的时代变迁，生动讲述感天动地的山乡故事。其实报告文学也是一种可取的写作方式。《山乡巨变》的作者周立波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作为湖南益阳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他深入家乡邓石桥小山村农村合作化生活的直接成果。余艳的外婆家在益阳，周立波作品中的“清溪村”就成为《新山乡巨变》写作的重要取材来源地。这样一种机缘巧合从某种角度上看，成就了余艳写作得天独厚的题材特色、情感优势和对读者的召唤力与吸引力。

这是一部现实与历史作有意味对话的作品，是报告文学《新山乡巨变》与小说《山乡巨变》具有历史感、时代性张力的接续性写作，是作者通过山村和村民富有质感的自在生活的“报告”反映新山乡巨变的内部叙事作品。该书以“新清溪”“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四个部分，真实全息地展示具有地域特色和优长的大清溪“乡村样板”、益阳新发展模式，通过对代表性人物谌清平、钟育贤、王保良等带头人、创业者故事的生动叙说，凸显了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向往新未来、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作品以“盛伟男与清溪村其他村民一样，近几年扬眉吐气，‘身价倍增’。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伢子，娶了个城里的大学生（研究生）做堂客（妻子）”等事例，写实了新山乡巨变中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作品中的清溪村是一个具有充分概括力和表现力的新时代中国新山乡巨变的缩影。作品中有关周立波与《山乡巨变》、与家乡等的叙事，以及《山乡巨变》中郭玉堂、周萼梅、彭玉霞等原型人物的出场，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叙事内容，也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感。

《新山乡巨变》的语言清新明快，有助于作品叙事基调的确定和表达。作品中适度的益阳方言的运用，“承继了周立波等湘籍作家的语言风致”，既显示了反映对象自身的真实性，同时又使作品流溢出特有的山乡滋味、地域特色。

余艳把握了“新时代文学”的写作内涵，思考了“新”的动因、现象、意义，完成了一部“以时代为导向、以人民为主角”的作品，反映了“立波精神”所催生的力量在今天乡村振兴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得作品在文学意义上更进一层，具备了浓厚的时代意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新山乡巨变》是一部成功的报告文学。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