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小说《西去的使节》中，壮族作家梁越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相关史料整理运用为基础，结合自己所擅长的“建构的想象力”，艺术地呈现了张骞出使西域并完成丝绸之路的凿空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彰显丝路沟通东西方的巨大价值。

“历史小说”由“历史”和“小说”两种元素组成。历史的真实性是历史小说的基础，而小说的核心特征是虚构，如何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到一种有效的链接，让小说在尊重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活生动的文学性，这是衡量历史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西去的使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复原了2100多年前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古代中亚地区的人文地理、民俗风情。2100多年前西汉社会的贵族、王侯、戍卒、贩客、驮夫在滚滚黄沙中穿越时空浩荡而来，游牧人与定居农耕人民的文化心理的碰撞与融合，在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作者几乎是用学术的标准来织缀各类情节和线索，去收集具有真实记载的历史碎片，使之成为一幅极为壮阔的画卷。

小说《西去的使节》语言独特，情感真挚，情节设置巧妙，悬念迭出，富有吸引力。张骞出使西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如何有效摆脱这种“熟悉”带来的自动化反应，创造出一个既合乎情理又突破常规的“陌生”文本，构成了对作家的最大考验。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时，必须要借用柯林武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帮助史学家——如同想象力帮助精明能干的侦探一样——利用现有的事实和提出正确的问题来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在极力强调想象力在历史研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小说是作家想象、虚构的产物，更需要“建构的想象力”。在小说《西去的使节》中，作者通过建构的想象力，让历史由文献“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重新获得了新鲜感。它在宏阔的历史骨架中，辅之以可信可感的“细节的血肉”，使历史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化，使整个张骞出使西域事件显得更加完整。其中既有大时代大事件，也有芸芸众生波澜不惊的世俗生活，宏大历史与个人生活相融合，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历史生活画卷。

小说《西去的使节》中的张骞，是一个“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他是一个英雄，但这个“英雄”不是一个孤立的标签，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人”。他“远涉险地，立功绝域”，开辟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通道的丝绸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畏艰险，持汉节而不忘“教化”初心，时刻牢记使命，心怀天下苍生。

为了创作《西去的使节》，作者在尽心搜集整理张骞出使西域资料的同时，也花费10年时间重返当年张骞所走过的绝大多数地方，以此方式去想象、体验、靠近张骞当年的心境，不断尝试着重返“文学发生现场”和占有历史记忆。这种记忆“不是对过去经历的重复而是对它的重构”，“在这种重构中，我们会依照目下的社会来重构”。梁越认为，“中国人需要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非凡的精神，需要古典的曾经有过的血性的东西”。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位作家的写作，无不追求以一种独到的文学叙述，表达自己对历史和现实、人生与世界的深刻思考。在《西去的使节》中，作者通过讲述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事件，呼唤一种“非凡的精神”和“血性的东西”。

历史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载体，使不在场的读者可以拥有一个个“类似于在场的真实瞬间”。文学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进行思想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作家与读者之间才能最终重建并加深精神文化层面的认同。《西去的使节》以“一连串的系统的事实”为基础，讲述张骞出使西域的中国故事，彰显着勇者无畏的冒险精神、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平等包容精神等。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千百年来使“存在着巨大文化心理差异的东西方人民通过这条遥远而美丽神奇的道路感受到了各自存在的文化气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在于常往来，往来之间需要通道的建构和畅通，由张骞出使西域而开始的丝绸之路的建构，无疑是通达世界的千秋伟业。梁越以文学的笔墨对这一事件进行审美呈现，有利于更好地向世界读者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